近一段时间以来，关心时局的岛友，无论职业为何，或多或少都会在舆论场上感受到一种现象：民企的日子不太好过。社保紧收、赋税重荷、融资实难、产权担忧、外部冲击……种种难处，不一而足。

　　在此氛围下，同是企业，冠于名头之前的“国营”、“民营”二字，一字差别，际遇殊异。加之今年来的一些事实案例，或是坊间无名人士“民营退场论”，更使一种思绪及情绪涌来：新一波“国进民退”，是否正在、或者已经到来？

　　事实

　　在某些领域，“国进民退”看起来是有一些事实支撑的。

　　如，2018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但各人饮水，冷暖所感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1.5%，私营企业增长10%。

　　又如，同期，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从2017年底的38.5万家，降至2018年初的37.2万家。换言之，短短数月，便有1.3万家规上工业企业被兼并或者结业。

　　再如，今年以来被媒体广泛聚焦的一个事实是，国有资本收购的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已达24家。

　　以上三个事实并非同样的论据，它们反映了不同的问题方位。我们先说后两个。

　　案例

　　先说被广泛关注的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毕竟这是支持近期“国进民退”论的一个比较有力证明。

　　其实，梳理可以发现，今年以来，A股大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案例共有160件。以数量计，国资收购民营的比例占15%。按市值论，这24宗收购共涉及的市值为300亿元人民币，占转让股权企业总市值的18.7%，不足A股市值的0.1%。从这两个比例看，都不到20%，并不算高。

　　同样，考察这24家民营上市企业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出，其中有8家的股价跌幅已经累计超过50%，另外16家跌幅超过30%（这两天暴跌之前）；此外，还大量存在股权质押面临强制清仓、拖欠银行贷款、资不抵债等情况。

　　换言之，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波收购，与其将之佐证“国进民退”，不若称为“资本出清”更为恰当。在此时接盘这24家公司的国资，也不缺趁股价低迷收购、储备上市资源的动力，无论是主动为未来业务发展打算，或经地方政府暗示接盘、以避免地方上市民企倒闭清算。

　　在企业的兼并重组方面，上面列了1.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消失的现实；但如果关注同期国有企业数量变化可知，相较去年，国企数量减少了6000家。考虑到国企远低于民企数量的基数（国企和民企数量对比约为1：9），这一数字并不小。也就是说，在企业数量变化这个层面讨论“国进民退”，至少还不具备绝对的说服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讨论税负，根据中国企业协会的数据，中国私营企业的纳税率也不足国有企业的40%。

　　相较之下，上一个部分列出的首个事实其实更有讨论意义：为什么在当今的经济整体环境下，国营民营的企业经营状况、利润状况等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分野、甚至一些行业如同云泥？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容易带出真问题。

　　细节

　　细心的岛友可能还记得，前一阵子，侠客岛解读全国税收“超速”增长时指出，全国税收大幅增长主因是增值税增幅较大；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上有行业贡献较大，也就是原材料、大宗商品行业回暖带来的增值税增长，导致上游行业利润增加。上游好过、下游不好过，是真实的现状。恰好，上游行业多为国营控制，下游行业则多为竞争性行业，民企居多。

　　除行业差别外，长期的市场环境痼疾也压抑了民企活力。比如，2016年的新增企业贷款中，国企占据78%，民企只占17% ；从平均融资规模看，国企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22.54 亿元，民企却从5.99亿元降至4.6亿元。国企民企面临的融资环境，此间可见一斑。

　　其实，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在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史中都已起伏出现多次，尤其是当经济出现波动、发展提换挡位的时候尤其如此。毕竟，相较于国企背后的支撑，民企更多地存在于市场第一线，无更多保障——“春江水暖鸭先知”，江冷天寒亦先感。

　　情况的确在变。“最大的外部因素”贸易战来袭，发展转型升级，困难“三期叠加”，需求分众多变，技术升级更快，都在给市场中的每个主体带来更多挑战。同样，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房价高企、民生投入不足等，也在桎梏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加上知识产权、法治环境等大条件有待健全，大家有担心，有情绪，是很自然的。

　　换句话说，与其担心是否“国进民退”，或者将争论聚焦于此、甚至扩大至更带意识形态的层面，不如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更好厘清国企民企各自的职责、如何切实解决民企的困境上。毕竟，民企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作用已经是常识，不必赘言。

　　定位

　　经济潮涨潮落，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市场规律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民企压力感受会更直观。从定位来说，国企是基础性、方向性、战略性行业居多，民企则更多是面向出口、消费的竞争性领域，因此压力更大。上下游行业生存状态差异，原因就在此。

　　前天，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召开。会上，刘鹤的讲话很生动：“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句话：国有资产监管，要坚持生产力优先。

　　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看来，长久以来，正是因为坚持其他标准优先，国企改革才一直缓慢推不动。要想厘清国企民企发展的关系，就得真正做好国企改革的内部分类问题，明确哪些是功能性行业（石油、电信等），哪些是公益性行业（如城市的水、电、气、路等），哪些又是竞争性（消费、房地产等）行业。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已经写得很明白：国企改革，最终是要管资本，不是管资产，关键在于国企要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战略和安全领域，国有企业入局、控股、甚至垄断都无可非议，但是如果看到下游完全竞争性行业“来钱快”，就把触角伸向这些行业，甚至凭借某些固有优势挤占民营企业份额，就会带来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因此，在李锦看来，边界的区分，不仅有利于明确国企“分内”“分外”的职责，促进国企的结构调整、效率优化，更是为民营企业划定了相对安全明确的空间，有利于经济整体发展。

　　如侠客岛此前指出过的，9月习近平在东北考察期间“始终关心和支持民营经济”的一锤定音，和李克强在浙江时为国有、民营各类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发展环境”、“多听市场主体声音，多为企业排忧解难”的高层表态，已经说明中央对民间声音和担心的重视。对一批民营企业家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彰显出捍卫产权、保护私营经济的决心。

　　真正要让民营企业、让市场放宽心，要厘清的就是这条长期的路子怎么走：这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在国营和民营经济间保持合理的均衡。事实上，宪法、民商法、物权法都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条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形成合力、以行动证明纲领。

　　文/公子无忌、雪山小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