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土资源管理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978年，农业大包干开始释放土地生产力;1998年~2001年，城市改革持续跟进，1998年原国土资源部成立，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论断。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低于孟加拉国和马拉维，位列世界131位;而今年预计达到1万美元，40年间增长64倍，堪称大国奇迹。改革开放前，我国国力孱弱，国土贫瘠，造林播绿进度缓慢，1978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2.70%，年均增长0.15个百分点。改革第一阶段经济开始起飞，国土经济密度提升，同时出现资源“瓶颈”;第二、第三阶段经济提速，GDP连年晋级，而资源环境承压过重;第四阶段进入新常态。经济高速增长36年，国土需要调理整治、休养生息。

　　1.　40年间，国土经济密度提升、质量优化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土经济发生了几个重要变化：

　　国土经济密度大幅度提高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2年世界经济体财富承载密度的情况是：世界绝对平均值为200万美元/平方公里，美国平均值为1000万美元/平方公里;而我国平均值为100万美元/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1/10、世界的一半。改革第三阶段尾声(2016年)，世界经济体财富承载密度平均值为496万美元/平方公里，增长1.5倍，美国平均值为1872万美元/平方公里，增长近1倍，中国平均为1145万美元/平方公里，增长10倍多，相当于美国的3/5，世界平均的2.3倍。

　　考虑到我国国土非均衡性强，陆域“有效国土”面积只有美国的1/2，GDP主要集中在东半部，国土经济密度也可以算成2291万美元/平方公里，已超出美国近1/4，但不足以抵冲美国陆基国土以平原为主0，相对均衡的优势。

　　泛东中部一体化

　　“泛东中部”包括东北和近西部地区，泛东中部一体化包括三项内容：东半部第二、第三地形台阶一体化，沿海省、近海省一体化(共享海洋权益)，港口、近缘腹地一体化。东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继续领跑，中部崛起势头强劲，近西部与中部的差别缩小，同时东北三省经济回暖但后劲不足。以东、中部为重点，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近年已建成系统规模最大、可再生能源并网能力最强的国家混合电网，五纵七横高速公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规模不断扩大、模式不断创新的互联网以及连接规模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物联网，促进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土四通八达、相互感知。这部分相对均衡的国土承载我国80%~85%的GDP，是“富强中国”之基。

　　低碳能源觉醒

　　近40年我国产销原煤近800亿吨、水泥300多亿吨，规模和密集度空前，对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等扰动巨大。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提“节能减排”，体现能源政策的成熟。2017年我国石油消费量5.9亿吨，位列世界第二，国内产量世界第五，为1.9亿吨，在低油价背景下石油对外依存度68%;天然气消费量世界第三，为2352亿立方米，国内产量大幅增长，达到15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36%。逐步扭转了以煤炭为主力能源的局面，预计到2020年煤耗占能耗比重从70%下降到58%，2030年下降到55%。

　　2013年，国内光伏市场井喷。到2017年底，我国累计光伏装机容量130吉瓦，约占全球的30%，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世界第一。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占主导地位和领先水平。

　　本世纪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可再生清洁能源光伏、风力发电和地热利用(建筑供暖、制冷，温室种养等)快速发展，后来居上。据估计，我国拥有全球约1/6的地热资源，地热能发展潜力巨大，但地热发电装机不足。

　　始于改革第二阶段，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历年编纂的《中国能源与矿产资源安全动态评价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成果报告起点较高，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期待土地、海洋、测绘行业也有高档次、成系列的战略安全研究成果问世。

　　国土生态建设启动，基础设施建设登顶

　　世纪之交，我国的生态环境事件频发：1996年~1997年，2001年~2002年淮河水污染两度进入最严重时期，1997年创记录的黄河断流、1998年长江大洪水、2000年大范围空前频繁的沙尘暴，警醒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我国国土管理、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1999年我国在长江上游、黄河中游试点退耕还林，2000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直至“十二五”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十三五”规划“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也是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战略任务和发展内涵。改革开放的后20年，在大规模生态建设中，森林覆盖率提高8.96个百分点，达到21.66%(2017)，年均增长0.22个百分点，且增速还在加快中。

　　同时，我国的绿色矿业相继兴起。目前已有661家矿山企业获得了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的称号，这也是中国矿业联合会新的建制基础。顺应现代矿业发展潮流，中矿联联合有关方面成立了“绿色矿业发展战略联盟”，还正在组建“智慧矿山战略联盟”，贯彻落实新理念，探索动态恢复治理新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重大转变。中国的绿色矿业有了新希望。

　　在生态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已然登顶。我国作为高原山地大国，降低物流成本至关重要。改革之初就有“要想富，先修路”之说，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第一阶段后期蓄势待发，总体滞后，第二阶段开始全面铺开。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自2013年成立百年之际开始，每年评选一次全世界工程建设领域的杰出项目，被称为“菲迪克奖”，中国大陆已获得“六连冠”，总计61项菲迪克奖(包含19个“杰出奖”或“特别优秀奖”)，其中东部接近3/5，中部、西部(主要是大型交通、能源项目)分别略超过1/5。

　　在逐步严格监管的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走过“寻租重灾区”的考验，进入了“工程吃透国土、国土砥砺工程”的良性循环。

　　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国土高度依赖海洋资源与空间，基于陆大海小、海大洋小的实际，只能“反弹琵琶”，即“从海向洋，以洋补海”。世界十大港口，中国占了7个。改革第三阶段维护海洋权益有了突破性进展，2014年南沙群岛八岛礁“填海造岛工程”后发推进，是“第二自然”的卓越代表。改革第四阶段，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8万亿元，接近GDP的10%，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扩大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份额。继2016年被美国反超后，我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7年海运货物总吞吐量102亿吨，稳步走向价值链中高端。

　　坚持并扩大对外开放

　　推进资源全球化，一是全方位开放;二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面向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寻求合作;三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并进，内外交互。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货运班列运量8年接近“百城万次百万箱”，再现了新亚欧大陆桥;合建的马来西亚皇京深水港，直面马六甲海峡，其他双边合作的港口，斯里兰卡东南部汉班托特港濒临中印度洋，巴基斯坦西南部瓜德尔港濒临阿拉伯海，希腊南部比雷埃夫斯港濒临东地中海，吉布提东部多拉雷多功能新港濒临红海、亚丁湾，都位于亚欧非航线上的重要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