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村庄的十五年
2018年9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浙江“千万工程”荣膺全球环境最高奖“地球卫士奖”。
说起“千万工程”,让人不由得不把思绪回转到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的2003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也是一个注定被载入中国乡村发展史乃至中国历史的日子。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部署启动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为重点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亲手拉开了美丽浙江建设的帷幕。
十五年接力传承,秉持真挚深厚的“三农”情怀,真金白银投向农村,真心实意干在农村,拆违建、清垃圾、治污水、兴产业,掀起一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的乡村大变革,曾经暮气沉沉的失落村庄变成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富美乡村。
十五年久久为功,山区、丘陵、平原、城郊、水乡、海岛各美其美,既是农民的幸福家园,也是市民的休闲乐园。
重整河山十五年,诗画江南尽村野。初冬时节,记者循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擘画的“千万工程”时间表、路线图,从2003年至2007年5年间召开部署会、现场会的所在城市中,实地走访了五四村、野马村、大陈村、下姜村、后岸村,近距离观察,探寻浙江村庄十五年淬火与涅槃的成功密码。
五四村
11月27日,记者来到第一站五四村。一条长长的柏油路直通村里,高大粗壮的水杉矗立两侧,犹如列队欢迎的士兵,守卫着宁静美好的村庄。对记者视觉冲击最大的就是隐匿在山水之间新颖别致的农家别墅。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曾因开山采石终日灰头土脸。村民们说,五四村多亏了“千万工程”,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悠然人居。
2004年7月26日,非同寻常,因为全省“千万工程”工作第一次现场会在湖州市召开。遗憾的是,五四村不是现场会参观点。
2014年11月13日,非同寻常,因为全省“千万工程”工作第十一次现场会在德清县召开。幸运的是,五四村是现场会参观点。
是什么让她实现了这个“美丽蜕变”?
十五年前的湖州市德清县五四村,和周边很多村一样,环境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不仅如此,这个平凡的农业村还穷得叮当响,仅电费就欠了3万多元。
刚上任不久的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禁不住大吃一惊。孙国文说:“村里这个烂摊子,非收拾不可了。”
从哪里下手呢?孙国文自掏腰包垫付电费,还在大会上公布自家财产,意在一心为全村人“打工”。接着,他把企业管理理念引入班子建设,把村里脱产领“饷”的位子全裁掉,最后只剩下4人,实现减员增效。
班子理顺后,孙国文亮出了“三板斧”:关矿山、修路、通自来水。以前,村里大小共有3座石矿。孙国文说,每当听到炸山声,心上就像被谁打了一拳,附近村民们也不堪其扰。前后耗时五六年,矿山才被彻底关掉。
修路也是困难重重。村民姚振荣家就在马路边,要拓宽路面,就要把他家的房子往后退3米,但姚振荣坚决不同意。6个月下来,孙国文往他家跑了几十次,都无功而返。后来,找到姚振荣的朋友来一起做工作,才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
2003年以前,五四村找不出一户有抽水马桶的人家,即使装上了,没有自来水还是白搭,全村人用的都是露天茅坑,臭气熏天。
孙国文感同身受。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自来水是前提。为了通水这事,他找领导、跑部门、筹资金,累并快乐着。他说,通水那天,老百姓别提多高兴了。
“自来水这一通,不仅通到了家家户户,还通到了村民心里。”孙国文说。
对此,村民很服气,称赞孙国文“是个干实事的人”。
按理说,接下来的村庄整治工作应该进展很顺利,其实不然。2014年,德清县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孙国文在五四村“两委”会议上提出,“要去县里争取这个试点”。
有人提出异见:“这事咱就别凑热闹了。这垃圾分类城里人都做不好,咱农村人就更难了。”“孙书记,就算想搞垃圾分类,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要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习惯,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孙国文不以为然,他说:“德清要推行城乡一体化,我们五四村也在搞乡村旅游,垃圾分类是必然趋势。我们不仅要做,而且要做得最好。”
在五四村,每户门前都有一只蓝色垃圾桶,专门用于投放厨余垃圾,村里配备了厨余垃圾收集员。每4-5户再配一只绿色垃圾桶,用于投放不可腐烂垃圾。
“每天早上,垃圾收集员上门收运蓝色垃圾桶里的厨余垃圾,运到村垃圾资源化利用站,进行生物发酵,变成肥料再利用。”孙国文说,产出的肥料有一部分会作为奖励发给参与垃圾分类的农民,还有一部分用到绿化养护上。
今年68岁的垃圾收集员韩来根有一项特权,将每户家庭垃圾分类的执行情况上报给村里,并从中选择20户左右的家庭向村里提名。村里再从提名家庭中,有针对性地调查考核,最终确定10户垃圾分类示范户,进行隆重表彰。
“垃圾分类、提名考核、评选表彰,对五四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孙国文说,如果有十年的坚持,全村可以积累百户示范户,就能带动全体村民渐渐养成和巩固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成为全村人的自觉追求、自发行为。
为激励更多村民参与进来,五四村将智慧化监管体系运用到垃圾分类工作中。通过每户垃圾桶设置电子标签、收集人员配备手持扫码设备、建立厨余垃圾积分管理系统等措施,为收集人员绩效考评及积分兑换激励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五四村垃圾处理已建立起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及定点投放、定时收集、定车运输、定位处理等制度。
来自杭州的游客刘青,看到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感慨地说:“这些我们城里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没想到五四村村民却做到了,了不起!”
随着村庄环境改善,过去10多年不见的画眉、喜鹊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在花丛中鸣唱。走在洁美的村道上,犹如置身公园,自然山水如画,一户户农家别墅点缀其间,可谓是“人在画中游,景在心中留”。
同时,五四村完成环莫干山异国风情休闲观光线五四段建设,成为浙江十条美丽乡村精品线路之一,开通“美丽乡村公交专线”,建成城市公共自行车村级服务点,全村WiFi、监控全覆盖,把村庄真正建成了悠然人居。
“五四的美无与伦比。”孙国文骄傲地说,“中联部2015对话会在德清进行实地考察。30多名外国代表组团走进五四村,体验乡村生活。其中有3名外国前元首开玩笑向我表示,想要到五四村移民。”
与村庄环境整治同步推进的,还有乡村产业发展。10多年间,五四村通过耕地100%流转、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打造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发展全域乡村旅游,完成了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精细化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的完美转型。
如今,五四村已从欠账过日子的薄弱村变成了生态富美的美丽乡村。2017年村级集体收入328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元,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如果没有‘千万工程’持续推进,五四村不可能实现‘美丽蜕变’。实践证明,习总书记当年的战略部署是真英明。”孙国文说。
野马村
第二站,野马村。午后,记者坐着小型河道保洁船,与保洁员一起开始河道巡逻,映入眼帘的是水清、岸绿、鱼跃。村民告诉记者这条河道以前竟然臭气熏天、死猪漂浮,实在难以想象。近年来,野马村通过实施“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道路硬化、垃圾收集、村庄绿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蜿蜒清澈的河流,像一条玉带舞动在江南水乡。
野马村出名,不是因为马,而是因为猪。
位于嘉兴平湖市的野马村,90%的农户在养猪,农民40%的收入源自养猪。
猪粪多、河水黑、空气臭,是当时野马村最真实的写照。转折,就在一夕之间。随着“千万工程”整体推进,按照省、市等美丽乡村建设规划,2009年,野马村开始推进规模养殖户“两分离、三配套”治污设施建设,即雨污分离、干湿分离,配套建设干粪棚、沼气池、沼液池。
“两分离、三配套”治污设施建设,虽对河道污染有所缓解,却无法根治,更无法与养猪的利益诱惑抗衡。
随着肉猪行情走俏,平湖市、南湖区、海盐县交界的“猪三角”迎来新一轮扩张。野马村的农田里瞬间“冒出”大量猪舍。带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村民王雪根也在门前的农田里,建起700多平方米的新猪舍,母猪头数从2003年的5头,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21头,年出栏生猪500多头。
“1头母猪平均每年产生5000元效益。1户家庭,只要养3头母猪,就能支付全年的家庭开销。若养10头母猪,就基本小康了。”这是村民公认的逻辑。
彼时野马,人猪关系严重失衡。野马村第一书记王亚勤说,野马村有1853人,耕地2221亩,常年生猪存栏30205头,1头猪每天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意味着野马这片土地上生活了20多万人口,其密度是杭州主城区的25倍。由于是混合饲料饲养,猪舍气味非常难闻,成为野马最大的污染源。
由于养殖条件、养殖技术等因素,野马村生猪大量死亡。2013年,仅王雪根一家,就死亡了100多头,有的进行无害化处理,有的直接扔进河道。
“当时的河道几乎变成一条干河,除了猪粪猪尿,就是死猪和苍蝇。”王雪根说,“由于江南河道相互贯通,一下雨,有些腐烂病死猪就顺流而下……”
黄浦江死猪事件后,嘉兴市结合“三改一拆”行动(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加速推进对无序生猪养殖业的整治。平湖市打出“五水共治”等“组合拳”,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野马村按照从生猪规模养殖户,到河道两岸50米范围内养殖户,再到散户的拆违顺序,迅速掀起一场拆除违章猪舍的高潮。
刚开始,很多村民都不愿意、想不通,大家都把矛头指向王亚勤。村民说:“你让我们拆,除非先把你们村干部自家的猪舍拆了!”王亚勤铁面无私,先拆了弟弟家的200平方米猪舍,其他村干部也纷纷带头,卖猪、拆棚。
陆蚕良是野马村最大的生猪养殖户,每年出栏量在8000头左右。为了拆除违章猪舍,王亚勤多次跟他交流,帮他转产出谋划策。最后,他主动退养,在全村老百姓面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当然,拆违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每当说起这件事时,王亚勤都会潸然泪下。她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有些人并不理解。有一天,一个农户对拆违不满,在自家边骂边砸东西发泄。王亚勤前去劝说,正在这时一个玻璃杯砸过来,杯子碎了,王亚勤额头鲜血直流。
“我当时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只要是为老百姓好的事情,我们要用100%的努力去做好,尽管老百姓一时不理解,以后他们会理解的。”王亚勤说。
“最终,我们共拆除违章猪舍12.3万平方米,全村481户,平均每户拆掉255平方米,成功创建成‘无违建’村。”王亚勤说。
违章猪舍拆除后,野马村在村庄整治上,走实“三步棋”。
疏堵结合,水岸同治。针对历年淤积河床的畜禽粪便等污染物,扎实开展清河专项行动,把全村22公里河道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建设生态护岸6.2公里,新增岸坡绿化两万平方米,建成亲水平台5个。
环境整治,强化保洁。抓好违章猪舍拆后建筑垃圾清理,发动农户规范杂物堆放、清理建筑垃圾;组建围墙整治施工队,利用猪舍拆除砖瓦,融入设计元素,修复形成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围墙;加强河道和村庄日常保洁。
基础建设,提升功能。加快通村、通组(户)道路和桥梁建设,建成启用村便民服务中心、文化礼堂、乡村记忆馆和村级标准化卫生服务室,村级公共服务硬件水平明显提升。按照“一户一景”的标准实施村庄绿化,体现村庄特色。
与此同时,野马村还千方百计为拆除违章猪舍的农户找出路,确保退养户减产不减收。比如加大土地流转力度,这些土地一部分用于农业招商壮大集体经济,“消化”闲散劳动力,一部分用于鼓励本村农户转产转业。联合上级部门举办每半年一次的生猪退养户招聘会,还通过劳务输出,在河道保洁、垃圾收集、中小河流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建设项目中解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当然,最能体会这种变化的还是村里的群众。王雪根说得很实在:“猪舍被拆后,我都60多岁的人了,不养猪,能干什么。没想到,现在我和爱人都成了村里保洁员。一年下来,两个人纯收入5万元左右。”
改变命运的不仅是个人,还有多年消沉的野马。
如今的野马村,天蓝、地净、水清,宜居、宜游、宜业。野马村环境变美,也迎来了众多投资客,目前已有大圃子、隆鑫农场等多家果蔬企业入驻野马,乡村产业风生水起。
“十五年来,我们得到上级支持资金1亿多元。平心而论,‘千万工程’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心骨’。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野马。”王亚勤说。
大陈村
第三站,大陈村。漫步在山环水潆、林木葱郁、白墙黛瓦、人文厚重的大陈古村,记者内心感受到的是宁静与踏实。曾经的破旧萧条已不见踪影,可几百年的徽派风情仍然清晰可辨。大陈村不仅处理好了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整治的关系,而且还用传唱村歌的方式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实现完美结合。
衢州市江山市大陈村,古老而多变。
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的浙西古村大陈,是徽州汪氏后裔的聚居地。独禀的钟灵毓秀,深厚的文脉积延,淳朴的民风民俗,孕育了流芳百代的大陈文化。目前,大陈村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十大最美村庄”等称号。
而10多年前大陈村的模样可远远配不上这些名号。大陈村不仅“垃圾到处扔、污水随地流”,而且人心涣散、上访不断。2001年,因一则负面新闻,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让大陈成为热议焦点。
家乡如此破败,让汪衍君感到无比心痛。
作为大陈的子孙,汪衍君无法接受眼前的大陈。2015年,在乡亲们的动员下,军人出身的汪衍君回到大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暗下决心:借助“千万工程”这股东风,一定要改变大陈面貌,让大陈重绽辉煌。
大陈村是古村落,人文底蕴深厚。开展“千万工程”,如何处理好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建设的关系?如何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
面对这些难题,汪衍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坚持规划先行,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专门邀请专业机构编制《大陈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建设规划》,对村庄基础设施和古民居、古祠堂、村落景观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在规划引领下,汪衍君深刻地意识到,要推动村庄面貌改变,必须从环境卫生抓起。于是在村头巷尾,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高大壮硕的汉子在弯腰扫地,甚至蹲下身子从石缝中抠烟头的场景,这个人就是汪衍君。
从一把扫帚开始,汪衍君身体力行带头扫,村“两委”干部跟着扫,组织党员接力扫,发动全体村民一起扫,一把扫帚扫出了新景象。
在此基础上,汪衍君又带领党员干部打响了“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综合整治”等一场场攻坚战,取得了一个个不俗成绩。
最难的就是修护古村。
古祠堂、古民居、古巷道遍布其间,记载了大陈曾经的荣光。然而由于长期疏管失修,大多已破败不堪。修护好古村是大陈人共同的梦想,但又面临着千般困难。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缺乏保护建设资金。
面对难题,汪衍君迎难而上。凭借军人特有的一股韧劲,经过多年努力,汪衍君整合到上级各类资金7000多万元。依靠这些钱,先后实施了大陈汪氏宗祠以及30多座民宅的修复;以古民居为基础,建成了大陈汪氏名人馆、红军纪念馆、古村文化广场等。
与此同时,大陈村还实施了古村三线(电线、网线、有线电视线)下埋、污水治理工程,开展了房屋外立面整治,统一制作仿古店招牌,对一批与古村环境极不协调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拆除……
在汪氏宗祠右前侧,新建有3幢3层楼民房,严重影响祠堂整体效果。于是,汪衍君劝说他们拆迁。其中有一户,户主在衢州一家企业做厨师。为了做通他的工作,汪衍君前后跑衢州22趟,最终啃下这块“硬骨头”。
汪氏宗祠重新焕发活力。通过还原历史、赋予生命,大陈村民找到了乡愁的记忆、文化的营养。全国各地汪氏族人也纷至沓来,寻根问祖。而陈列在宗祠内那张一年一照的全村福,则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千里之外,心系故乡。
从2012年起,“千万工程”进入深化提升阶段。浙江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同时,又把“加强公共服务”和“推动以文化人”当作“千万工程”的两翼,在农村大力推进文化礼堂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和全省其他地区相比,江山市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新增了自选动作——“建一座礼堂,唱一首村歌”。这一决策,让文化的歌声流淌于广袤山乡,农村从昔日的送文化、种文化,变成了农民“秀”文化、赛文化。
2013年4月17日,在汪氏宗祠,《好客赵家》《幸福乡村曲》《妈妈的那碗大陈面》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村歌,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一位浙江省领导发表即兴讲话:“你们今天发出的声音,我认为是浙江的最好声音!”
平时,汪衍君亲自教唱《妈妈的那碗大陈面》,在全村开展了“全民唱村歌”活动。唱村歌不仅成为村民的一个常态活动,还一路唱进中央电视台,还被制作成MV,作为国礼赠给参加2016杭州G20峰会的外国元首和嘉宾。
如果要问大陈村村民:村歌到底有什么好的?或许他们难以说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对村歌已形成共识:村歌代表着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因为在嘹亮的歌声中,村容村貌在变,乡情人情在变,村民精神面貌在变。
今年76岁的大陈村村民汪衍勤,天天忙得跟个小伙子一样。
汪衍勤,中等身材,精神矍铄。当过兵,在部队是文艺爱好者。老汪退休后,便陪母亲回乡养老。2012年开始,他就成为大陈“读书吧”的义务管理员。
老汪还利用“读书吧”教村民唱村歌。每周一三五晚上,妇孺老少齐聚读书吧,引吭高歌,就连94岁的范招兰也从不缺席。
说到唱歌,老汪神采奕奕,语调高了十个分贝。他说,自担任读书吧管理员以来,他和其他文艺爱好者为大陈村创作、编排歌曲十余首。
正说着,老汪起身走到书柜前,从里面找出一摞手写的曲谱。记者仔细翻阅着,有一首名叫《千万工程美家园》的歌谱,让人眼睛一亮。
歌词写道:“千万工程真正好,真正好,你来捞渣,我铲草,我铲草;男女老小齐上阵,齐上阵,时时刻刻来环保,来环保;垃圾餐油不乱倒,不乱倒,改变陈旧老习惯,老习惯,家美村美环境好,环境好……”
10多年来,大陈村一直在变。目前,大陈村以村歌为基础,正在多方合作打造村歌婚庆小镇,引进实景演出和灯光秀发展“夜间经济”,并利用流转土地建设田园综合体,延伸休闲旅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古村焕发新魅力。
下姜村
当记者来到第四站下姜村的时候,夜幕降临,一排排亮起的红色灯带将凤林港和整个村庄装扮得十分漂亮。次日清晨,推开民宿窗户,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在鼻尖萦绕,溪水、山色、村落尽收眼底,犹如一幅水墨画般静谧。无论你在村里遇到谁,都会跟你反复强调一句话:下姜村变化太大了。
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典型的山区地貌,距美丽的千岛湖40公里。全村231户768人,地域面积9.7平方公里,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基层工作联系点。
下姜虽小,其美满溢。
站在半山腰的“宁静轩”观景亭前,俯瞰下姜美景,你会醉!你瞧,那座为小山村遮风挡雨的大山,青翠碧绿,如诗如画,让人心驰神往。
白墙黛瓦、方窗斜顶的徽派建筑,恰似宋元山水嵌在溪流湍急的凤林港上。那宽阔伟岸的廊桥,则把秀美的村庄与隔溪相望的另一片绿色连在一起,令下姜具有一种出尘的诗意与生活的清欢。
然而,外地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十五年前的下姜村是这个样子:
“土墙房,半年粮,烧木炭,有女莫嫁下姜郎。”
这句曾经流行的民谣,是彼时下姜村的真实白描。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小小下姜村,露天厕所却有100多个,加上家家户户散养生猪,一年四季,满村都是臭烘烘的。”下姜村党总支副书记姜银祥说。
改变始于“千万工程”。
“省里召开‘千万工程’会议后,我们很快就接到上级传达的会议精神,印象最深的就是加大乡村环境整治力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设一批‘村美、户富、班子强’的全面小康示范村。”姜银祥回忆道。
如何落实?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下姜村坚持规划先行,全面推进“三改一建”(改水、改厕、改路、建沼气池)、拆危拆旧等工作,大力改善村容村貌。至2007年,全村拆危拆旧面积达1.6万多平方米,修建防洪堤1200米,初步奠定了下姜村新农村雏形,成为杭州新农村建设标兵村。
改变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还有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和干群关系。
效益农业发展迅速,形成了茶叶、竹子、蚕桑、中药材四大产业,2007年产值达304.5万元,是2002年的3.1倍,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翻番。
群众生活方式改善明显,以沼气池、太阳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投入使用,对山林覆绿、卫生条件改善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村民姜祖海是村里第一个建沼气池的人。他算了笔账:一个户用沼气池,一年能节省煤气费600元,减少伐林3.5亩,减排污水146吨。
2007年后,随着城乡统筹建设逐步深化,下姜村按照杭州市委要求,参照中心村建设标准启动“美丽乡村、幸福下姜”建设,对村庄基础设施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等同步考虑、同步推进。
谋定而后动。村里实施房屋立面整治、村道铺设、“五水共治”等项目,全面实现截污纳管、生猪退养。
“千万工程”只有以业为基,才有持久生命力。改善环境的同时,人均不到一亩地的下姜人意识到,要提高种植效益就必须土地流转,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革创新,要靠自己的奋斗,更要靠支部党员的引领。在40多名党员的带动下,下姜村90%以上的土地实现流转,植被覆盖率恢复到97%,村民的耕地统一规划成葡萄园、草莓园、栀子花花海,种出了四季花、三季果。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农家乐由此应运而生。
2011年11月16日,姜祖海开办的望溪农家乐正式开业。
“为何叫望溪?”记者问。
“我有两个意思:一是坐在家门口便可看到潺潺溪流,二是寓以‘望习’之意,以此表达感恩与期盼。”姜祖海说。
当天,姜祖海迎来第一批来自淳安的客人。至今,姜祖海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点了啥,有土鸡、猪蹄、石斑鱼、肉圆子,还有一些时令蔬菜。他说,蔬菜都是自家种的,一餐下来,连酒水在内一共消费443元。
“虽然有点忙,但我们很开心,因为能在家门口赚钱了。”姜祖海说。
“后来生意怎么样?”记者问。
姜祖海起身拿来他的家庭收入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望溪农家乐自开业以来的总收入情况:2011年5078元,2012年28795元,2013年31038元,2014年51168元,2015年65593元,2016年45105元,2017年56702元,2018年92493元(截止到11月30日)。
“收入很可观啊。”
“是啊,今年能赚四五万块钱,比以前养蚕、种茶强多了!”
“2016年的收入,为何是一个波谷?”
“因为村里的农家乐、精品民宿多了起来。”
“栖舍民宿”就是其中一家。整幢房子的前后左右,都像插花雕画般精细考究,既有北欧风格,又保留了乡村固有的景韵。
1989年出生的姜丽娟,是这家民宿的主人,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返乡搞精品民宿的。她说:“每次回乡,都会发现下姜有新的变化在发生,环境越来越美,美得就像电影里的那种世外桃源,所以一咬牙,就把杭州的设计工作辞了。2016年,我和姐姐投了150万元,改造了父母的房子,开了这家民宿。”
让姜丽娟骄傲的是,浙江“千万工程”被授予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时,她作为现场5位浙江农民代表之一,见证了中国农村接受世界掌声的光荣时刻。
如今的下姜村,已经通过全国4A级景区评审,乡村游渐入佳境。2018年,下姜村吸引游客近40万人次,人均收入超过浙江省平均水平。大家开始酝酿第二次产业升级,农家乐全部提升为高端民宿,村里成立了公司,每位村民都是股东。40多位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小村子活力十足。
“其实,下姜的最美之景,秘藏在后村的深山里,名叫五狼坞。目前,村里正在规划,准备把它建成一处集登山探索、嬉水娱乐、影视拍摄于一体的5A级主题景区。到那时,下姜就可以将时下的‘绿水青山’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了。”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浩强说。
后岸村
最后一站,后岸村。村口溪流潺潺,垂柳丛中一架巨大的木质水车随着水流缓缓转动。旁边就有一家农家乐,仿古大门上贴着二维码,庭院内池鱼游弋,鲜花绽放。优美的环境给后岸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也带来了好心情。这个曾以采石矿名闻四方的小山村,如今已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涅槃。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村民蒋叶贞的公公陈正焕,不幸被石板砸死。哥哥陈定云下矿10多年,患了尘肺病,2013年病逝。之后不到一周时间,嫂子叶立君在陈定云坟前喝农药自杀,留下一双儿女。此后,丈夫陈定高也因尘肺病,撒手人寰。
这一幕幕,发生在浙东一个名叫后岸的小山村。
后岸村位于台州市天台县,原本是个山清水秀、休养生息的好所在。唐代诗人寒山曾在村前的山洞里隐居七十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留宿后岸。
村庄的清幽,自清末开矿卖石起就被打破。上世纪90年代初,后岸村集体收入高达24万元,被人称为“山村里的小香港”。
可到了本世纪初,后岸村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没等你走进村,便听炮声“隆隆”,旋即粉尘升腾飞扬;待走进村巷,切割机发出刺耳的“嚓嚓”声以及“叮当”的凿石声,直击耳鼓;视野所及,农舍、树木被粉尘遮盖,白茫茫一片;四周的河道,泛着石粉的污水恣意横流。
不独环境污染了,后岸人还付出了鲜活生命:单是在2000年前后的20年时间里,就有129位村民死于石矿安全生产事故或尘肺病。
“一辈子辛苦挣钱,结果全送给了医院。”说这些话时,58岁的陈齐根微微有些气喘。矿工生涯让他患上了尘肺病。
后岸何去何从?
2006年8月30日,浙江省“千万工程”工作现场会在台州市召开。会议主题是:充分发挥“千万工程”的龙头带动作用,深入推进浙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使浙江的新农村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是继续“以命换钱”,还是按绿色发展的要求另谋出路?对标台州现场会精神,后岸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陈文云作出关键抉择:关闭石矿。
“财路”断了,出路在哪?经过多次外出参观学习,后岸村“两委”提出了“修复环境、发展农家乐”的两步走规划。
按照“千万工程”统一部署,后岸村从农民最关心的垃圾、污水处理等入手,对村容村貌进行了全域规划、全域设计。一间间破旧的危房被拆除,电气化、道路硬化、卫生改厕、污水处理等工作相继完成。
如此一来,后岸村颜值大大提升。
按规划,后岸应该尝试开办农家乐。但因投资较大,没人敢尝试。
鉴于此,陈文云个人垫资建起了村办农家乐。他和村里约定:“建设资金370万元我来出,赚了还我,亏了算我的。”
2010年2月,村办农家乐开始试营业。20天后一盘账,净赚7万元!
随后,村“两委”发动党员带头,村里出现13户农家乐,188个床位。
农家乐建好了,客从何来?
陈文云安排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定恩等6人,去上海跑市场。陈定恩在亲友帮助下,弄到一本上海旅行社大全,总共2400多家。
每天拨打电话,成了陈定恩一行人的头等大事。6天下来,一家没谈成。正准备打道回府时,有一家旅行社同意他们前去洽谈。考察后,旅行社与后岸村签订了合作协议。
没过几天,首批3辆大巴车从上海开进后岸,188个床位,爆满。一个月下来,这13户农家乐每户净利润最少达1.2万元。
经过上海人的口碑相传,后岸村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云集后岸,给后岸人带来巨大商机,不少在外闯荡的能人开始返乡。
村民陈永发曾在大城市工作过,眼界比一般的村民更宽些。2015年,他辞职回乡,将老家房子改建成一家名为“遇见”的精品民宿。
“改建这幢房子,我们是花了心思的,目的就是能让游客住着舒心。”陈永发笑着说,“尽可能地让游客能品尝到‘暖暖的遇见、唯美的浪漫’!”
相比以往奔波的日子,陈永发很享受现在的慢生活。他说:“天天生活在景区里,一年还能赚上四五十万元,这不是神仙日子嘛!”
参与后岸美丽经济建设的,不仅有后岸人,还有上海人。
今年6月,上海人须雪峰到后岸游玩。他觉得后岸啥都好,就是缺少旅行和度假不可或缺的融合业态,比如咖啡馆和酒吧。
后来,须雪峰与其他3位朋友商定,合伙租了一幢老宅,开了一家名为“凡花小筑”的酒吧。每逢节假日,客人爆满,上海人居多,也有不少老外。
众人拾柴火焰高。至2017年,全村共有农家乐78家、床位1800个,共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11年时的6000多元增至4.5万元。村集体经济也从2010年时的零收入,增至370万元。
游客多了,土特产也火了。做豆腐的陈秀莲,一年能赚30万元;蒸馒头的陈逢山每天能卖掉2000多个馒头,一年能赚近20万元;曾经卖0.6元/斤的桃子,现在卖8元/斤……几乎每次团体游客的大巴车司机都要跟陈友云抱怨:“从你们村回去,车子要多拉一两吨土特产,跑都跑不动。”
不少人在问:后岸为什么能够这么火?
陈文云给出了“后岸答案”:统分结合、公私共赢。
后岸村从决定发展农家乐那时起,就注册成立浙江天台寒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创新推出“村集体+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奉行“一个村就是一家宾馆、一家企业”的理念,实行统一分配客源、统一宣传营销、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内部管理,有效遏制农家乐经营秩序混乱甚至欺客、宰客等现象。
“这套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村集体和村民在发展中都受益。”陈文云说,不管哪家农家乐,每入住一位客人,寒山公司就要收取7元管理费,周末和节假日收17元,主要用于村庄治理和发展,其他收入都归农民。
如今,后岸村已打造成集漂流、观光、餐饮、住宿、体育休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村,跻身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国家4A级旅游景区行列。
……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十五年栉风沐雨,十五年砥砺前行,五四、野马、大陈、下姜、后岸……之江大地上的万千村庄,在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手绘制的“千万工程”蓝图上熠熠生辉。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放射的光芒,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孕育的希望,这是亿万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结出的硕果。如今,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下的中国乡村,正以自己各具特色的行进轨迹,装点着伟大而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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