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项目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她曾被外界称做中国的居里夫人！

　　她年近半百却多次面临改行，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她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国家的重托，为祖国核事业，隐姓埋名30余年，一生无私奉献书写报国誓言。

　　她的经历被写进小学课本。她，就是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承书先生。

　　今天，我们追忆王承书先生，感受先生以身许国的情怀和风骨，用铭记的方式向王承书先生献上最好的致敬！

　　55年前的那个10月，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惊了世界。而您知道，原子弹的核心燃料——高浓铀是如何研制的吗？在中国，有这样一位奇女子，她叫王承书，年近半百还面临多次改行，甚至为了核事业隐姓埋名30多年。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王承书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了国家的重托。清明前夕，记者走近了她曾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

　　这台手摇计算机已经锈迹斑斑，王承书当年就是用它计算着海量的数据。我们还在她的学生诸葛福家找到了王承书去世前寄来的一封书信，除了工作内容，在结尾老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于贡献吗，谁又没有贡献，而且为国家作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

　　一生无私奉献、许党报国，王承书为祖国核事业甘愿隐姓埋名30余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王承书传奇的一生。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研究员 诸葛福：保存好多年了，50多年了，放在铁盒子里保险。

　　诸葛福是王承书的学生，在他家里，我们寻找到一本他珍藏了50多年的王承书的笔记。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研究员 诸葛福：上面写着王承书，英文名字。想起她我就拿出来，你看她的笔记都是很工整的。

　　和普通的女孩子不同，王承书从小就有着极强的数学天分，她在1941年就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在美留学期间，王承书提出了“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这一观点一发表就轰动了世界，至今仍在沿用。她的导师评价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王承书却拒绝了这样光明无限的未来，在1956年回到了祖国，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装满300多个包裹的书籍和笔记。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研究员 诸葛福：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虽然那时候还没意识到这将是我真正有意义生活开始的日子。在离别了十五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她就讲我回来以后，我就是要为国家作贡献，我不能等人家把中国建设好了再来，所以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1958年，我国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聚变能被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也称人造太阳。但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她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研究员 诸葛福：她接受了这个任务，马上就带领了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回来当时是乘火车，火车要七天七夜才到，她上了火车就利用这个时间把资料给全部翻译成中文，下了火车她就翻译完了，然后很快就出版。

　　经过两年的钻研，王承书已成为中国热核聚变领域的领军人物。此时，国家原子弹的研制进入攻坚期，但核心燃料高浓铀研究却进展缓慢。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那么高浓铀就是其体内流动的血液。1961年3月，钱三强又一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负责当时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高浓铀研制。这一次，王承书再次说出了“我愿意！”。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研究员 严世杰：她确确实实就是说我无悔，我愿意。我改行了比别人损失要小。既然都是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

　　第二次选择，仍然是短短三个字“我愿意”。1961年，王承书的笔记戛然而止，因为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她要放弃之前所有的功成名就，从此隐姓埋名。

　　王承书告别了丈夫和孩子，悄悄来到了中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这一年，王承书49岁。

　　1963年底，高浓铀投入生产，这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否成功的关键。工厂里，数千台机器要分5批启动，能产出合格的高浓铀吗？等待的过程既煎熬又令人期待。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高级工程师 张连合：前3批样品结果都没问题，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一看王承书还是皱着眉头。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研究员 严世杰：她最高兴的（时候）她说我不在这儿，她说我要到最后一批产品出来才高兴。

　　1964年1月14日，终于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燃料保证。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高级工程师 张连合：大家都屏住呼吸，一会报告来了，突然看到王承书眉头慢慢舒展开，有了笑容，大家就知道成功了。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高浓铀研制技术的国家，王承书带领团队交付产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保证了原子弹的装料。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而此时的王承书，面对的却是继续地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这是钱三强向她发出的第三次邀请，这一次，她仍然坚定地说出了第三个“我愿意”，这一年，王承书51岁。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高级工程师 张连合：钱三强第三次找到她。说有什么困难吗？她说我没有。有什么话要带给先生和孩子，她也没有。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工作吗？我愿意。

　　由于长期操劳，晚年的王承书患上了眼疾，但她却以浪费为由拒绝了昂贵进口药的治疗。这也是学生诸葛福一直以来的心结，有一次，他由于疏忽，把一份复印不太清楚的英文学术报告交给了王承书。

　　中核集团核理化院研究员 诸葛福：她当时看不清，用那个美国带回来的一个长条放大镜，先按字母自己描，描深了，然后再看看，完了之后把我找去，她再一个一个字一句一句话给我修改。

　　因为保密的原因，王承书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段视频，这也是她在生前唯一的影像资料。

　　核物理学家 王承书：自己觉得做人还是比较正派，但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好党员。

　　当时，王承书已经收到了病危通知，她留下了这样一纸遗嘱：将自己一生积蓄的十万元，一分不剩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1994年6月18日，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默默无闻了一辈子的王承书走了。

　　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今天，重读她的日记，我们不知道王承书是在什么情境写下的这些话语，但我们知道，她已经用三次“我愿意”和一生许国的坚定信念实现了最初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