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当前，全国剩下的贫困人口尚有1600多万人，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这些人的脱贫工作，是难啃的硬骨头。那么，攻坚“坚”在何处，如何去攻？本报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行”系列报道，讲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对破解各种难题进行深入思考。

　　车行贵州剑河县，满眼是山。转过一弯又一弯，来到苗岭山区深处的敏洞乡麻龙村格列自然寨。寨子不大，48户侗族人家的吊脚楼散居在半山腰。

　　“这是全乡离公路最远的寨子，山高、坡陡、切割深，2014年贫困发生率29.3%。”麻龙村党支书杨昌良说起曾经的家乡心情复杂：这片山水到处是儿时回忆，也满是现实的无奈。重重大山像一道道屏障，贫困赶不走，小康进不来。

　　深山村寨咋脱贫？这是山里人的夙愿，也是这个深度贫困县最难啃的硬骨头。

　　“搬！”一年半时间，6次院坝会，格列自然寨村民的共识逐渐凝聚：实施整寨易地扶贫搬迁。一批批乡亲们走出大山，奔向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两难的抉择：一方水土难生存，搬离故土又难舍

　　雨后，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寨子里又开起一次院坝会。

　　搬迁的最后期限定了下来。“月底前拆完老宅，不然会影响后面的政策。”杨昌良又叮嘱了一遍。

　　“对头，要抓紧拆完、复垦。”“不能住上新房，还占着老宅。”……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烈。

　　“深山里的日子真是穷怕了，苦怕了！”杨昌良感叹。

　　格列寨“九山半水半分田”，全寨212人，180亩地，人均不足1亩。靠山难吃山，山上都是生态林，不能砍伐，换不成钱。为了生计，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常住寨里的，吃席还凑不齐三桌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因为贫困，有6户人家娶不上媳妇。

　　“坝坝田，沟沟地，谁能种出花来？”贫困户杨焕栋，全家一亩半田，分成9丘，最小的不到半分地，“种苞米，打不了多少，耕牛都转不过身来。”

　　头脑活络的人也想过办法，可受制于自然条件，山货出不去，产业起不来。村民杨胜平前几年养过鸭，“买了1000只鸭苗，一担担饲料挑进村，鸭子养大，一担担挑出去，再拉到乡里的市场，光运费每只就比别人贵3元，哪还有赚头？”还有人卖过特产，“100斤红苕，运出山就花了50元！”

　　大山成了生活的阻挠。35岁的蒲祖元，为照顾卧病在床的阿妈，放弃打工回乡，陷入贫困。他家的吊脚楼格外老旧，屋里黑漆漆，楼梯吱吱响，地板满是洞，“洗不上澡，上不了网，回村的生活过不惯。”小伙子一脸苦闷，他虽会泥瓦工，但乡下机会太少，一个月干不了七八天。

　　更愁的是看病难。蒲祖元说，寨子离城太远，前阵子阿妈病重，叫车送到县医院，车费就花了600元。“如果搬到城里，阿妈看病方便，我也不愁找活，生活肯定不一样。”寨里人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占到60%。

　　“要挖穷根，必须搬迁。”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让杨昌良看到了希望。可申请整寨搬迁有条件：一是村民自愿，二是搬迁人数超过70%。

　　2017年8月，格列寨召开第一次扶贫搬迁院坝会。来了26户人家，只有4户同意搬，搬迁率不足10%。

　　叔公杨通贤辈分最高，他第一个反对：“金窝银窝不如土窝，山里不是没吃的、没田种，为什么要搬？不种地还叫啥农民？”

　　这次院坝会相当于摸了次底。对于搬迁，阿爸、阿妈们基本不同意。有人住惯了山里，上山打柴，下山种田，怕进城不适应；有人顾虑城里开销大，吃喝样样花钱，怕吃不起菜、买不起米；也有人担心，没了土地就没了依靠，自家的田、林今后可咋弄？

　　老人们故土难离，年轻人渴望搬迁，怎么办？

　　杨昌良陷入了两难！

　　实打实攻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政策落进群众心坎

　　搬山容易搬“心”难。啃下硬骨头，关键还得靠干部。

　　县、乡、村干部一头扎进寨里，挨家挨户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贫困户陈启荣，担心搬不起……杨昌良三番五次上门讲政策：贫困户搬迁有优惠，同样是每人分20平方米，贫困户只交2000元，而且老房的宅基地复垦，还给补3000元，里外一算不花钱。

　　贫困户杨光益和老伴上了年纪，担心出去不适应。敏洞乡党委书记吴家含上门算起情感账：“你看俩孙子这么聪明，不让娃娃去县里读书，将来有啥前途？还要这样一直穷下去？”“况且到了城里，你们还有低保，儿子也能找个活干，日子肯定比现在强。”

　　贫困户杨昌辉，文化低，担心工作不好找。干部掐着指头帮他算增收账：“你想想，在家种田，顶多管个温饱，进城免费培训，找个活干，一个月收入能顶你种一年田。”

　　为什么搬？副县长吴苏屏耐心解释：寨子条件差，一人种几分地，吃饱都不容易，致富更不可能。到了城里，楼下是药店、小学就在旁边，老人一迈腿就可以去广场遛弯。“不光看眼前，也要看长远，多看看孩子们的希望。”

　　往哪儿搬？政策实打实。县里针对1.8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统一规划安置点，临近县城、就业方便，楼房一年建起来。

　　下了山，干什么？先上产业后搬迁，县里实施产业、就业、帮扶、培训、服务“五个全覆盖”，确保“搬迁一户、脱贫一户”。

　　磨破嘴皮子，不少人心动了……2018年1月，格列寨的第三次院坝会上，一半以上人家同意搬迁。

　　一些老人还有顾虑：搬走了，户口怎么办？山林、田地怎么办？

　　政策再讲细、讲透。吴苏屏又来到寨里院坝会，给村民一条条解答：搬不搬，看自愿；进城户口迁不迁，也是自愿。原来的土地经营权、林地经营权、集体资产收益权都不变。也就是说，地，今后还可以种；如果将来寨子搞建设，土地补偿也还有你的份。

　　改变老观念不容易。杨昌良家的面包车成了乡亲们的“共享汽车”，一拨拨拉着村民去安置点体验。眼见为实：新楼房漂亮，不烧柴火，厕所干净，一拧水龙头能出来热水……

　　真心终于解开“心结”。老人们的心也动了：“这么好的政策，还想啥？搬！”

　　2018年经村里申请，县乡两级审核合格，格列寨纳入整寨搬迁对象，共搬迁41户16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户47人，搬迁率达85%。

　　奔向新生活：不是一搬了之，要让户户有营生、能脱贫、可致富

　　搬出大山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稳得住、能脱贫、可致富？这是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考验。

　　走进剑河县仰阿莎街道思源社区，楼房灰顶黄墙，保留民族特色，干净的水泥路，宽敞的广场，货源丰富的超市……格列寨第一批搬迁户已经入住。

　　生活方式变了。杨昌辉的新家在10楼，100平方米的三居室整洁亮堂，老父亲也有了自己的房间。“山里生火在屋里，洗漱在屋外，哪像现在用电用水这么方便？烧饭用煤气，天天能洗澡，比过去不知要强了多少！”

　　看病方便了。63岁的粟周然最满意下楼就是卫生站，一有空就能去量个血压，“小毛病不用挨，慢病有新政策，负担轻了，日子就有盼头。”

　　新家园有了归属感。“左邻右舍都是四乡八寨的乡亲，慢慢熟悉起来了。”搬迁户彭洪说。社区成立了党支部，建了居委会，每天晚上，老人们都在广场上对唱山歌，侗寨的习俗搬到城里，日子乐呵着呢。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业问题。以产业带就业，县里引进食用菌产业，建起20个智能化恒温种植基地，在搬迁安置点设立扶贫车间，能吸纳4000多人就业。结合用工需求，为贫困户专门定制培训，鼓励有想法、有能力的人外出打工。

　　“户户有营生”落到了实处。杨昌辉在县城物流公司当上搬运工，妻子谢桃红在扶贫车间分拣鸡枞菌，“我们两口子一个月挣5000多元，媳妇上班离家近，能照顾老人、接送孩子。”今年春节，他专门把村支书杨昌良请到自己的新家：“多亏大哥劝我，要不是搬下来，咱家的日子哪能翻得了身！”

　　大山里边，产业也在跟进。去年麻龙村集体流转30亩冬闲田，种了30万棒黑木耳，以入股分红的形式覆盖全部贫困户，每户年分红4000元。“有工打、有红分，今年全部脱贫摘帽！”杨昌良充满信心。

　　更难得的是，村里人的观念变了。在格列寨刚召开的第六次院坝会上，村民们不再为搬迁纠结，而是开始谋划未来的发展。大家提出新期盼：“盘活山里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长出更多新钱袋。”“城里机会不少，希望推荐一些更稳当、收入高的工作。”“想开个小卖店，盼着能把贷款贷下来”……

　　村民们的心声，吴苏屏一一记下！他告诉大家，县里打算引进眼镜厂、电子加工厂等企业，再增加公益性岗位，保障一户至少一人稳定就业。

　　站在格列寨院坝上，记者看到：一处处宅基地正在拆迁、复垦，土地又长出新绿。乡亲们的生活不正像这一簇簇新绿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吗？

　　（《人民日报》 2019年07月12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