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周，阿楠梦见过外婆很多次。

　　外婆不幸去世以后，阿楠有点奇怪，妈妈似乎很平静，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直到有一次，妈妈翻到很多年以前给外婆写的信。情绪就再也绷不住了。

　　妈妈哭着对阿楠说，妈妈以后找谁撒娇呢？那一刻，阿楠觉得自己反而更像是妈妈。

　　肖劲松明白，疫情让每个人都接受了一场“生死教育”。从心理危机干预的视角看，不少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人，还在学习如何面对。

　　“身体状况好了，心理问题却出现了”

　　1月30日下午，肖劲松接到医院感染科主任的紧急求助电话：一位患者情绪激动，不配合治疗，有轻生的念头。

　　病房里，不安的情绪从患者不停挥舞的手臂蔓延开来。护士给她打针，几次都打不进去。

　　原来，他们一家七口人都被感染。包括她的父母、丈夫还有6个月大的孩子。“我把一家人都害了”，她的语气充满自责和负罪感，“我是家里的罪人”。

　　肖劲松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进到病房和患者谈了三十分钟，肖劲松说，通过谈话找到她心里的结是第一步。“我还有没有救？”“我的家人能不能得到救护，能不能治好”？这些疑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需要做的是调整他对事件的认知模式。

　　“疫情之下，你也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你不是罪人，你和家人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全家人是团结一致的，你们共同的敌人只有病毒”。

　　几天后，肖劲松得到反馈，这位患者的情绪逐渐平复，也在积极配合治疗。另一个好消息是，她的孩子检测结果是阴性，没有被感染。

　　肖劲松还接到过一位男性患者的求助，电话里的声音急迫而无助，“请你无论如何都来病房一趟”。心理医生为了尽可能减少传染的风险，对患者的心理救援更多以电话的方式进行。“但有的时候，患者就是需要一双看得见的手拉他一把”。

　　这名患者入院时病情并不算重，但情况却在一个晚上急速恶化。“病人可能经历了免疫风暴”，血氧饱和度从100骤降到50。幸运的是，在医生们紧张讨论到底要不要上ECMO时，4个小时后，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这名患者也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康复病房。

　　但他偏偏是在病情持续向好地情况下寻求紧急心理支持。

　　原来，除了血氧饱和度最差的那段时间，他始终保持清醒状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经历了怎样惊险的过山车。

　　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也遇到了类似案例，有时心理问题并不只是以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医生通知一位患者准备出院，但听到‘好消息’，患者反而出现了胸闷、喘不上气的症状”。

　　王振说，其实这些身体症状并非来自于新冠肺炎，而是来自心理问题。“我感觉自己没有康复，为什么让我出院？”“出院以后隔离点条件不好怎么办？”“家人会不会不欢迎我？”

　　经过心理疏导，这名患者症状逐渐消失。三天后顺利出院。

　　在王振和队友们支援的金银潭医院，病房里的焦虑、抑郁并不少见，他说，“不少病人身体状况减轻了，心理症状却显露了出来”。

　　“与地震不同，疫情持续时间长，

　　甚至可能出现复合型创伤”

　　王振的团队2月21日抵达武汉。此后，以精神科专科医生为主的心理医疗队，由国家卫健委统一组织，从全国各地陆续赶赴武汉，进入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这次疫情有特殊性，持续一个月左右时人们仍处在‘应激期’，在这个时间点有序、科学地开展心理干预，是及时和必要的。”

　　王振说，除了临床患者的“心理急救”，更多的心理援助以缓慢而持续的节奏展开。

　　“特别是对那些在疫情中遭遇重大变故甚至亲人离世的人来说，心理创伤导致的抑郁甚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大多会在1到3个月后出现，少数甚至会在1年以后爆发。”

　　那场大哭之后，阿楠开始读懂了妈妈，“她也曾是个孩子，她也是第一次面对失去。”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心语心理热线”心理咨询师李智，是来自北京的心理志愿者。她曾经听到一个类似的困惑，一位来电者求助，自己似乎失去了哀伤的能力，“我爸爸前几天去世了，我和爸爸关系很好，可我为什么并不那么难过？”

　　“其实，出现这样状况的不止你一个。并不是你不哀伤，更不是你不爱爸爸。”李智说，心理学中有一种“隔离机制”“压抑机制”，当一个人感到特别痛苦时，往往会产生生物意义上的防御机制，屏蔽哀伤和痛苦，短时间内表现为“似乎不那么难过”或者“哭不出来”。

　　但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你无法给每个火山口都盖上盖子”，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当遇到某一个场景，也许是和爸爸去过的球场，也许是别人家的亲人发生不幸，甚至也许是一件和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的事，都有可能触发开关，所有情绪就会突然爆发。“对自己、对周围的人，都可能造成危机。”

　　5·12大地震时，肖劲松是湖北支援四川心理救援队的培训导师。大地震让很多生命戛然而止，映秀镇漩口中学的时钟定格在了5月12日14点28分。肖劲松说，“很多人出现应激障碍，比如房屋倒下的瞬间经常‘闪回’。那段短时间的记忆成了很多人触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按钮’。”

　　与地震、火灾等灾难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数月。长期从事临床心理工作的王振，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应激与心理创伤。王振告诉记者，“汶川地震更多是关于某一个瞬间的一次创伤事件。但这次对很多患者和家属而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样的‘按钮’可能不止一个。”

　　“人有很强的心理韧性”，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一些因疫情而起的创伤会被时间抚平，完成自我愈合。但如果创伤的水位超过了心理的闸门，寻求帮助是必要的。

　　王振理解求助者内心的徘徊，不少人被病耻感困扰，“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虽然复合型创伤疗愈难度增大了，但如果及时寻求专业心理治疗，绝大多数仍是可以治愈的”。

　　“白衣英雄的斗篷下面，

　　其实是一个个可以选择不坚强的普通人”

　　从2月中旬开始，各支援汉医疗队开始陆续配置了专门的精神科医生。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精神科医生来到武汉，他们的任务，重点在保障医护人员。

　　在直面生死的一线，医护人员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医生，已经在金银潭医院奋战超过两个月。私下里，同事给他起的外号是“ECMO大神”，似乎他总能创造奇迹。但钟鸣坦言，“这次真的不一样”。

　　与以往很多转入重症病房就处在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不同，钟鸣曾经遇到一位患者，他刚跟患者说，“如果你再好一点我就要把你转出院了”，但第二天却得知这名患者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当一个非常鲜活的人，在跟你有很多交流互动之后，突然不好了，给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不过，根据多家武汉心理热线的反馈，几乎没有医护人员拨打心理热线。

　　王振告诉记者，只有当出现了严重失眠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想起求助精神科同事。“多数只是希望开点帮助睡眠的药”。

　　“前期他们陷在高负荷的工作中，无暇‘舔舐伤口’。”王振说，医护人员身上的白衣，并不是心里的铠甲，一些创伤如果没有经过及时的疗愈也存在隐患。这或许是许多医护人员离英雄这个词最近的一次，但“英雄的斗篷下面，其实是一个个可以选择不坚强的普通人”。

　　“创伤总是先于语言的”。王振和他的团队在开展谈话治疗的过程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描述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因为创伤将人们逼到了理解能力的边缘”，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做出情绪化的表达。或者，干脆保持沉默。

　　医务人员也不例外。

　　王振说，“很多人只是不允许自己不坚强”。要读懂每一句“我没事”里的“有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技巧，更需要信任。”

　　3月7日，在金银潭医院的小花园里，王振和队友们为女医护人员开了一场“巴林特小组”心理叙事分享会。王振告诉记者，“护士居多，也有少数医生，他们都不是主动来的，感觉像是为了完成任务才来的。”

　　“但来了之后就有效果”。在精神科医生引导下，队友们逐渐打开了心里的锁。

　　一位本地的医护人员说，在早期一床难求的环境下，医护人员经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一位朋友打电话说，我的家人病了，没床位，你救救我吧。”“实在没有床位，你告诉我在家里应该怎么办？”

　　王振能感受到这名医护人员的无奈，“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三个电话……后来她甚至不敢再接电话，直接把手机放在家里”，因为“每一次电话都是一次心痛，每一次电话都是一次创伤”。

　　这些从来没跟人分享过的压力在表达之后得到了宣泄。逐渐地，不少医护人员开始主动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心理支持。“宣泄之后的舒畅感是一个好的开始”。王振说。

　　王振建议，为医护人员配置相应数量的精神科医生应当成为突发应急事件的标配。理想状态下，应当按照1：10或者1:20的比例配置。“但现在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和各地援（鄂）汉医疗队队员，总数超过七万，而援（鄂）汉精神科医生约400多名，比例尚不足1:100。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目前我国大约有3万多名精神科医生，相比发达国家人均精神科医生数仍存在较大差距。与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不同，赶赴前线的精神科医生原本应当主要承担医护人员心理的保障工作，但实际情况是，精神科医生还需要承担大量原本并非他们职能范围之内的任务。“不是他们不能对普通患者做心理咨询，是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心理热线：那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其实都与疫情有关”

　　除了线下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还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师守候在热线当中。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心心语”心理热线（027-85844666），已经开通了24年。疫情爆发前，每天在常规工作时间由心理咨询师值守一部座机，就基本可以满足咨询者日常需求。

　　然而，疫情爆发后热线数量激增。

　　2月5日，热线正式调整为24小时工作制，并通过科技手段实现云接听，由150余名全国各地志愿者轮流排班。咨询师从600多人的报名者中选出，每人每周接听3个小时。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张家秀介绍，很多年轻咨询师很有热情，但如果仓促上阵，甚至可能出现“替代性创伤”。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定期会有业界的专家老师为志愿者们做督导。每一通电话背后都有一整个团队做支撑。

　　截至3月31日，“心心语”心理热线总接听量达到8385通。

　　焦虑、内疚、恐惧、伤心、不安……8385种情绪从电话的这头传到那头。

　　疫情初期的电话，普通市民占了大多数。河北邢台的咨询师谢顺领说，怀疑自己被感染的“疑病”现象大量出现。“自己一量体温，只有36.3℃。”

　　电话那头的心理咨询师翟娟已经有13年的从业经验。她最早接到的电话，来自一名双向情感障碍者。疫情爆发后，“原本有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人最敏感、最先感知到不安”。

　　翟娟说，这名女性求助者情绪低落，什么也不想做，她认为自己的精神疾病是一件很羞耻的事。疫情来袭，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时常出现臆想，“想象自己是医务工作者，被感染，然后英雄般地离开。”

　　翟娟小心地安抚她，“在你的表达里，我听到了你很想为城市承担点什么、他人做点什么，但是自己的现状也很糟糕！可我认为，你已经做到自己的最好状态了！”电话那头是10多秒的停顿，然后是一个深呼吸，“谢谢你！我会坚持的，至少我还活着！”

　　“他们需要的只是不过是被当作正常人看待，被理解、被尊重。”翟娟告诉记者，其实心理热线能做的很有限，并不能算“心理治疗”，更像是“心理支持”。“如同一颗心理的速效救心丸，但能不能起到效果全看咨询师的‘火候’”。

　　每通电话的咨询时间被严格限制。

　　从最初的40分钟，到30分钟，再到20分钟。“心理热线与面询不同，并非倾诉越多，效果越好”张家秀说。

　　经验丰富的咨询师听5-10分钟就可以对患者的程度进行评估，捕捉有效信息，再用5到10分钟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合理的建议。如果是热线无法解决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寻求精神科医生帮助。

　　翟娟解释道，假如你的实际年龄是30多岁，而在热线咨询中表现出来的也许是十几岁的状态。心理学中把这称为“退行”。所以你给他的时间越多，“退行”的程度就可能越深。

　　很多电话接起来的第一句，都是“我还以为打不通”“我只是试着打一下”。

　　翟娟说，每一份小心翼翼都让人心疼。“可以想象，选择拨打电话时他们遇到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咨询师李智说，表面上看，并非每个市民咨询的问题都与疫情直接相关，但从心理学角度讲，很多都是在疫情大背景之下的，“一部分求助者意识不到这一点”。

　　李智还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师。她注意到，学生们在校园BBS上关于和父母关系的话题近一段时间大量增多。“很多同学进入大学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和父母待过如此长的时间”。

　　来自武汉的热线同样如此。小区封控之下，无论是社区工作者还是隔离在家的人们，都积压了大量的负面情绪。李智坦言，“热线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甚至各种婆媳关系问题都比以前要多”。

　　翟娟说，这几天，热线电话的数量开始有所回落，疫情不再是唯一的咨询主题。不过，更让人担心的其实是那些还没有打电话或者寻求帮助的人。

　　“灰犀牛”要来了，

　　那些藏起来的创伤怎么办？

　　“灰犀牛”是金融术语，指大概率会出现的危机。肖劲松把这个概念用在了武汉可能出现的灾后心理危机上。

　　“创伤是逐渐显现的，此次疫情慢性应激的特点会很突出，有些人会找到新的平衡，但有些人会失衡”。肖劲松判断，需要心理干预的人群里，大约只有10%寻求了心理援助。

　　“与2008年时相比，国家层面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已经有了明显进步，”陆林说，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通达，越来越多的热线渠道、网络咨询渠道开通。“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已经不再是一个新概念，但普通民众的心理知识普及仍需要加强。

　　一些情绪问题和心理问题可能通过身体信号显示。陆林谈到了一位患者，总以为自己胃出了问题，拖了几个月，胃镜做了很多次，后来才发现其实胃部的不适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医生冯强，回顾自己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经历，他提到了一个词：“主动”。

　　“与等在电话中不同，那些躲在热闹之外的情绪，大多不会选择求助，需要我们主动去发现。”冯强还借助了志愿者社工的力量：“比如有的患者不愿意跟医生讲的，可能会跟社工讲，社工如果察觉患者需要心理帮助，会把信息提供给我，我们进舱时再做有针对性的心理援助。”

　　王振认为，心理干预的重点在于识别。但识别并不等于“挨家挨户上门”，而是需要“信任”基础。

　　有心理工作志愿者问王振，可以对康复驿站的出院患者提供哪些心理帮助？他回答说，最大的帮助就是最日常的关心，建立联系、建立信任，“假如他后续遇到心理困惑，第一个就会找到你。”

　　肖劲松说，如果心理工作者们不主动出击，那么心理危机的“灰犀牛”就不是大概率事件，而是必然事件了。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让武汉本地的专业心理工作者们，拥有了来自全国的大后方。雷神山医院任心理工作组组长程文红介绍，雷神山医院的心理团队以上海和陕西的6位精神科医生为主，与中南医院的心理医生团队密切配合，他们还在线上招募了35名心理治疗师团队，作为线下力量的补充。同时，当地的社工志愿者也待命，作为病人出院回家之后的心理支持力量。

　　让心理咨询师“进社区”和“进农村”是肖劲松下一步的打算，“老年人是目前心理干预的短板。”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正在加紧培训近千名心理咨询师，尝试让心理服务在社区扎根。但肖劲松坦言，经过两轮培训能够达到上岗标准大约四百多人，线下力量仍有短缺。

　　“不仅是像以前，搞搞活动、办办讲座”，肖劲松说，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标是让心理工作融入社区的日常运转，争取让每一个社区都有相对固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经过专业心理培训的工作人员，与社区网格员配合，尽可能让居民的潜在心理危机得到及时的干预”。

　　肖劲松明白，即便这样做也并不能百分之百找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这个工作必须要做。太多情绪被压抑。”“或许，需要3-5年的时间。”

　　“每个武汉人都有自己要过的心理关”

　　外卖员老计从大年初一起就奔波在武昌的大街小巷，很多订单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医生给ICU同事点的，有女儿送给医生爸爸的，还有市民送给贵州医疗队的。

　　老计说自己脾气急。2月一份订单就令他上火。

　　订单要求里写着，一份肉松红豆面包加一份新鲜热干面。老计说，第一眼看到订单，他的想法是“嚯，真是个小少爷”。但转念一想，隔离在家一个多月，这两份食物或许就是这个年轻人最真实的心理投影。

　　“新鲜热干面和袋装热干面是两种东西，对武汉人有特别的意义”，老计后来告诉这位年轻人，“我能理解，我也一个多月没吃新鲜热干面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医护人员那样和病毒来一场直接较量，但每个武汉人都有自己要过的那道心理关。

　　阿楠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比起“你要加油”，还是更喜欢，“不用那么坚强，来，到我怀里哭一场”。

　　阿楠很庆幸家里在最难过、最压抑的阶段，还有三只宠物。它们活蹦乱跳，“不经意就跟着快乐起来”。

　　武昌区某小区负责小区封控的下沉干部钱辉说，“有居民不理解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发脾气。我们心里不好受。但后来觉得，他并不是针对我，只是闷在家里太久了，情绪不在这里释放，就会在那里释放，也就释然了。”

　　有人说，小区封控期间屡有冲突，是武汉人泼辣直爽的性格使然。肖劲松不这样认为，“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正在悄然影响每个人。”

　　王振说，地震的时候，如果跑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但疫情不一样。在武汉，即便你没有和病毒“正面交锋”，但也一定感受到了病毒的威胁。没有人能做到不焦虑。

　　“这是一座城市的心理创伤，需要时间慢慢愈合。”

　　一个多月没有回家的爸爸，就要从康复隔离点回来了。

　　27岁的刘雨做了一件在自己看来很勇敢的事，留下来等爸爸。她把这段微妙的心情记了下来。

　　“心理上还是担心爸爸会带病毒回家，上午匆忙把妈妈送到对面大姐家了，本来家人也让我一同过去的。可一想到爸爸已经一个人在外面待了那么久，一回家全家人都不在也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决定一个人留下来陪他。”

　　刘雨说，想到选择留下陪爸爸这件事，感觉像是疫情给自己考了次试，“好在自己考得不错，有一点小骄傲”。

　　这或许就是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里，一个普通武汉人的英雄主义。

　　刘雨曾在社交平台看到过一张武汉路牌，那条路的名字很治愈，叫“新生路”。

　　刘雨说，解封以后，她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去吃份新鲜的热干面，另一个就是和“新生路”的路牌拍一张照片。

　　（阿楠，刘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