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22日讯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信息量极大的发布会上，有一个惊喜，也是一个重磅的“第一次”——第一次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发现丝。

　　而这个“第一次”，是来自杭州的文保科学家实现的。

　　钱报记者跟随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主任周旸飞到成都，见证这一刻。

　　三星堆“方舱医院”外，6个Logo其中一个，就是橙色的“帛”字——是中国丝绸博物馆（以下简称国丝）的Logo。

　　丝绸在四川历史源远流长

　　却未见过唐以前的实物

　　自从三星堆发现第三个“祭祀坑”开始，便开过很多次专家论证会。专家们准备做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应急保护方案，很多学科门类的专家都来了，青铜、玉器、象牙器等等，周旸代表纺织品领域。

　　大家有个共同的意识，如何弥补遗憾？能不能找到除青铜、象牙、玉器、金之外的一些有机质？大家最终想恢复到“祭祀坑”这个语境里，3000多年前，怎么做祭祀的，有场景感的，有画面感。

　　周旸印象很深，四川的考古学家想找丝绸。为什么？众所周知：蜀锦。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就跟蚕有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目部》里讲 :“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蜀国的得名与其最初养蚕有关，实际上，“蜀”的称谓，是中原统治者对生活在四川盆地的蚕丛一族的一种称呼。

　　蜀锦，大名鼎鼎，又因产于蜀地而得名，历史悠久，为我国三大名锦之首。

　　这次发布会上，周旸也梳理了丝绸在四川的发展史——

　　西周时，蜀已向周王朝进贡蚕桑制品。春秋战国时，四川的蚕桑业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上的采桑图，反映出当时十分繁忙的蚕桑生产情况。秦统一中国后，迁山东六国豪强至蜀，其中不少人是工商业奴隶主和奴隶工匠，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丝织技术，尤其是“织文(织锦生产)”技术，为蜀锦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两汉时期，四川的蚕桑丝织业更为兴盛。四川成都和德阳的汉墓都出土有桑园画像砖，说明蜀地十分重视蚕桑的生产。先秦时蜀地已设“锦官”。汉代宫廷和官府对锦帛的需求量大增，在成都东南隅围城建织锦工场，委派“锦官”督造，称为“锦官城”。

　　蜀的丝织中心在成都，成都有锦江——濯锦之江称为“锦江”，买卖蜀锦的集市称为“锦市”，织锦工人居住的地方称为“锦里”，官员住处称为“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

　　2000多年前，蜀锦是奢侈品。

　　不过，唐初以前的蜀锦，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实物材料。汉代虽然发现了织机，但没有发现丝。三星堆遗址距今超过3000年。会有吗？

　　首次见到三星堆青铜器

　　她就感觉到“上面有丝”

　　对周旸来讲，找丝这件事，有三种语境，通俗说，三个地方。

　　一个在遗址里。遗址代表什么？代表现实中的生活场景，它更世俗。

　　另一个是墓葬里，大家可以看到一种丧葬习俗。

　　更高层面的，就是在“祭祀坑”，天地人神相互沟通的一个地方。如果在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祭祀坑”里找到丝，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丝的另一种功能，一种形而上的功能。

　　多年前，周旸去三星堆博物馆，那时候正在建一个现场的考古保护中心。她看到青铜立人衣服上的纹饰，觉得是丝绸，绣，或者编织物。

　　再往后走。她一直盯着青铜器看，青铜器是很有可能保留丝绸的。她指着一个铜泡钉——青铜面具上的一个组件，“这上面肯定有丝”。

　　2020年9月14日，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带着16件青铜器及表面残留物来杭州，进行微痕检测。很快，国丝的专家就给出了一期报告：16件青铜器中，有5件发现了蚕丝。

　　这件铜泡上，测出青铜器表面曾经附着过丝绸，而且能清晰地看到组织结构。

　　这是一件绮，“遍身罗绮者”的“绮”。而且能看到浮长，说明是织造的，上织机织的，而不是编织的。这是一块大面料里的残片——实际上，这块残片比米粒还小。

　　“祭祀坑”里发现丝

　　一定程度上印证丝绸的起源观念

　　去年12月底，研究团队开展4号坑灰烬层取样和多光谱信息采集工作。灰烬层，是一场大火烧过后留下的灰烬。有机质在高温缺氧情况下，就会被“烧”成炭，这个过程就是“炭化”。不同的物质，所需温度和时间都不一样。能让青铜器烧到变形、熔化，显然温度更高。陈显丹告诉记者，这次还专门请来了消防人员，“可以根据物体被烧的程度，判断温度，温度高的可以达到1000多度。”

　　灰烬层呈现斜坡状堆积。国丝的研究人员取样，贯穿整个灰烬层取了三块样，手掌大小，用锡箔纸小心地包回杭州——用锡箔纸可保护样品不受污染。

　　回到杭州后，他们用酶联免疫技术进行检测，没有发现明晰的组织结构，但发现了丝蛋白的残留物——强烈的丝蛋白信号，周旸这样形容。

　　没错，烧了丝绸。但周旸更进一步的目标，是找文字，丝绸上的文字。当时的书写材料，有朱砂（丹书）、炭（墨书），还有漆（漆书）。其中一块灰烬里，确实发现了朱砂，但还不能和文字挂钩——在三星堆“祭祀坑”里，朱砂大量出现，很可能是抛撒下去的。周旸希望在青铜器上发现的朱砂颗粒中找到线索。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那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中，人们烧了大量丝绸。

　　“我们在不一样的语境里，找到了丝绸的另一种功能，这比在墓葬里面找到丝让我兴奋多了——因为把丝绸提升到一个相对比较形而上的精神层面里面，对丝绸在中华文明史里的地位，通过科学认知能够提供考古学实证，同时更强调了丝绸5000年的发展史：初级阶段，它是用来沟通天地人生的媒介。”

　　在“祭祀坑”里发现丝，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丝绸起源的观念。

　　周旸说：“为什么中国人要驯化野桑蚕呢？最初的动机何在？这其中就涉及到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蚕即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或许，中国丝绸就是诞生在早期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上的。因此，丝绸起源的最初动机并非为了经济的日常服用，而主要是事鬼神，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蚕是一种非常娇弱的生物，极易受到自然界恶劣环境的伤害。为了保证天地之路的通畅，为了使人们所敬重的蚕蛾能循环轮回，先民们开始建立蚕室来对其进行精心的饲养，养蚕的发明也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