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瑞典服装品牌H&M发表在官网上的一份声明引发中国网友众怒。声明称，新疆是中国最大的棉花种植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供应商从该地区与“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相关的农场采购棉花。“由于在该地区进行可信的尽职调查变得越来越困难，BCI已决定暂停在新疆发放BCI棉花许可证。这意味着我们产品所需要的棉花将不再从那里获得。”《环球时报》获悉，国际棉花领域知名的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从2019年起就已经陆续停止了与一些中国新疆棉花企业的认证合作，而这或将进一步打击中国新疆的棉花产业。

　　这项决定是在美西方反华势力不断将“强迫劳动”的脏水泼向中国新疆之际作出的，BCI的决定与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有何联系？新疆棉花产业实际情况到底如何？2020年末至2021年初，《环球时报》实地走访新疆巴州、阿克苏等地多家棉花生产加工企业发现，所谓“强迫劳动”不过是美西方反华势力给中国新疆企业想象出来的一个“设定”。记者还从相关渠道获悉，BCI总部甚至为了迎合反华势力的需要，无理由推翻了BCI上海代表处经多渠道审核作出的“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的结论。

　　一封邮件终止数年合作 新疆棉花企业受损几何？

　　“尊敬的执行合作伙伴：我正式沟通（宣布）这样一个艰难的决议。”2020年3月12日，从事棉花加工的新疆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收到一封来自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下简称BCI）的电子邮件，内容是“新疆项目有效证书暂停一年”，“鉴于目前国际环境的复杂情况，BCI理事会最终决定，在2020-2021季度将暂停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认证计划和证书。这是在目前情况下，为了保证项目长久的可持续性所做出的艰难决定，同时，BCI将利用这段时间，对标准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和优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午后的办公室里，众望公司总经理张彪向《环球时报》提起这件事时显得有点无奈，他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窗外阳光很好，零星几个工人在不紧不慢地用叉车码放机器打包好的棉包，这些棉花是一个多月前刚刚收上来的。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棉花将出售给下游的纺织厂，实现从作物到织物的“华丽转身”。

　　不只是众望公司，2020年前后，很多新疆棉花生产加工企业都收到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终止合作邮件”。在采访中，这些企业告诉《环球时报》，BCI方面给出的理由无外乎“系统、标准升级”。而对于邮件中所提的“复杂国际环境”是指什么？1月18日，BCI上海代表处在回复《环球时报》时并未明确阐述，只表示该邮件是总部拟定，由上海代表处翻译成中文发给新疆地区的执行合作伙伴。

　　如果对棉花产业不太熟悉，可能不会理解这家在瑞士日内瓦注册的非营利国际性会员组织的认证对这些中国西部地区的企业有什么重要意义。根据官网资料，BCI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可持续发展计划。截至2019年底，BCI拥有超过1840名成员，涵盖了从农民组织到零售商和品牌的整个全球棉花供应链。2019年，BCI零售商和品牌成员采购了超过150万吨的Better Cotton，其中就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宜家、H&M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

　　“你说它（BCI认证）重要也重要，说它不重要也不重要，就看你的目标的客户是谁，如果客户全都是BCI会员里的这些零售商品牌，那这份认证对你来说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认证，就没有办法给它供应产品。”众望公司总经理张彪对《环球时报》说，他的公司从2015年开始参与到BCI项目中的，“当时江苏一个家纺企业是宜家的供应商，按照宜家的采购规定，只有选用经过BCI认证的原料才能作为它的供应商，我们就承担了这么一个角色，帮这家江苏企业按照良好棉花的标准去种植、采集和加工棉花。”

　　BCI突然终止合作，终究给一些毫无防备的新疆棉花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新疆昊星棉麻有限公司常年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合作收购棉花，业务经理人高瑞楠告诉《环球时报》，由于BCI终止合作，公司直接损失约1400万元，“对销售渠道的打击很大，内地很多客户这些年都认可BCI的体系，所以我们的销售压力比往年要大，而且价格肯定没有往年的好。”

　　不过，也有一些企业认为暂停认证带来的影响有限，新疆尉犁县中良棉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文新对《环球时报》表示：“暂停认证这件事儿放在前几年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我们和纺织厂直接对接的比较多，他们要用BCI的棉花，2018年以后公司期货业务开展的多，现在纺织厂买货也是从期货盘上面去选，说实话影响相对就不是那么大。”张彪也认为，失去BCI认证对于棉花加工企业来说，影响还可控，“更大的影响的是下游的纺织厂。”在记者看来，这或许是他并没有太着急的原因。

　　新疆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开叉车的青年

　　知名国际棉花认证机构似有“难言之隐”

　　实际上，这样的“终止合作”至少给新疆棉花的国际形象带来一定的伤害，“跟国际其他产地对比，机械化普及后的新疆棉异性纤维已经改善很多，而且可纺性并不比其他产地差。国外棉花更便宜，是因为他们的种植量更大，规模化比我们更大。”张彪告诉《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查阅BCI的相关标准，其实并非多么“特殊”。公开资料显示，BCI有“六大生产原则”：将对作物保护措施有害的影响降至最低、高效用水与保护水资源、重视土壤健康、保护自然栖息地、关心和保护纤维品质、提倡体面劳动。

　　回忆起2013年初次跟BCI签订协议时的情形，新疆泰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成俊印象仍然深刻：“我们是大农场，想学世界先进的农业技术，怎么提高产量？怎么能节约成本？他们跟我们谈到‘体面劳动’时，当时一头雾水，不知道什么叫‘体面劳动’，最后搞了半天终于明白了，就是我们国家《劳动法》里规定的那些嘛！”李成俊承认，BCI传递的理念他觉得“都挺好”，只是某些术语不同，“跟BCI签了协议后每两年对方要来评审，中间还有一次是自我评审，那几年评审从没发现过任何问题。”

　　《环球时报》走访的其他企业也均表示与BCI的合作一直很顺畅，直到今年突然收到这封终止合作的邮件，这让他们想不通。新疆昊星棉麻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人高瑞楠表示，他们曾向BCI发函问询，但没收到复函。“我们当时和BCI新疆片区负责人打过电话，他们也说不清具体暂停的原因，反正不合作就是不合作了。”尉犁县中良棉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文新对《环球时报》说。

　　种种迹象表明，“系统升级”只是一种委婉说法，BCI似乎有“难言之隐”，而境外反华媒体则没有这么多顾虑，他们的说辞只有一个：强迫劳动。

　　“新的证据表明，每年有超过50万少数民族工人被调派参与季节性采棉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存在很高的强制性。”BBC的报道引述美国反共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的所谓“研究”作出如此结论。郑国恩近年来依靠炮制反华议题的虚假学术成果成名，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反华研究机构骨干。在此之前的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实地走访戳破西方媒体的“强迫劳动想象”

　　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想象中，关于新疆的棉花产业的画面已经被设定好：一群衣衫褴褛的“被强迫”的工人在田间和“脏乱差”的车间里埋头干活，他们“薪水微薄”，稍有纰漏就会“招致惩罚”。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就是充满这样想象的典型，去年12月15日的报道中，BBC以“中国被玷污的棉花”为题，引用反华学者的所谓“研究”，称“中国正迫使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在新疆地区广阔的棉田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事实是这样的吗？从播种、采摘再到收购、加工、纺线……《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从业者的过程中感到，棉花产业的产业链跨农业、轻工业乃至服务业，复杂但清晰，其中最有可能大量使用人力的似乎就是采摘环节。但记者发现，BBC的报道存在巨大的事实错误：即使在采摘环节，新疆也已实现高度机械化，忙碌的采摘季节根本用不到大量的“拾花工”。当地棉业从业者告诉记者，如果按照人工采棉的效率，每年到12月都常常采不完。但记者走访的数家“轧花厂”（棉花加工企业）里，棉花的采收均早已完成，加工过的棉包被一排排整齐码放，等待运往下游企业。

　　新疆某皮棉加工厂的轧花机，高度机械化的生产流程下，只需少数的操作人员即可保证生产

皮棉（图右侧）与经轧花机初步加工过的棉花对比

　　今年35岁的穆太力普·则亚普是巴州轮台县人，从2017年起，每年9月中下旬到12月，他都会来轮台县的国新种业公司工作，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阿穆”。阿穆主要工作是负责加工车间的安全——新采摘的棉花里含有棉籽，被称为“籽棉”，籽棉通过锯齿扎花机被剥离去棉籽和杂质，就成了“皮棉”，皮棉再经机器打包，就可以出售给下游的企业。

　　“我们这边的工作挺轻松的，大部分都是机器在做，人在旁边看着就行，”阿穆一边介绍，一边清理少量从机器中飘出的棉絮。他告诉记者，操作机器的技能都是来厂后才学的，“刚开始经常犯错，但每次领导都会先问我受伤了没有，他常说，机器坏了可以再修，人没事儿就好。”

　　“今年春天招工的时候，外边的车都排长队了，都是各村组织群众包车来的。”国新种业公司法人代表卢春建打开办公室的窗，指着窗外的路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有的民族老乡没有通过面试，还掉眼泪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得到这份工作，2015年招进来的那一批，大多数人都开上了私家车。”

　　下游的棉纺厂工作环境怎样？是否存在“强迫劳动”？泰昌实业棉纺厂的生产车间给《环球时报》留下深刻印象，在十几台细纱机之间找工人采访需要一定的“脚力”：原因很简单：厂房太大，工人很少。数千平米的车间非常整洁，地面上看不到任何随意摆放的物品。记者了解到，泰昌棉纺厂是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转移南疆富余劳动力重点单位，少数民族职工比例占到95%以上，提供免费幼儿托管及住宿，为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新疆棉纺织企业已经实现大规模机械化操作，工厂内只有少量的工人

　　在采访中，泰昌实业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还将员工工资表拿给《环球时报》记者看，记者发现，大多数员工的工资都在4000元以上。其中一位叫肉先古丽的员工引起记者的注意，这是一位在厂里工作了30年的老员工，公司竟然至今还保存着她与公司在1990年的第一份合同，尽管纸面已经皱巴巴，但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员工的合同会一直保存下去，“因为每一位员工在这里都是被尊重的。”

　　几年前，李成俊曾在跟BCI工作人员交流时问过“你们说的那种劳动（不体面劳动）的情况在哪有？”“他们说‘印度’，说那边是老爷农场，下了车就有员工拿个毛巾给老板擦脸。”李成俊说自己当时被逗笑了：“还让员工给我擦脸，我给员工擦脸还差不多！”结果对方到工作现场一看，连说“不错不错”。

　　“我跟他们说，你现在给我说这些东西是‘多此一举’。对方还不理解，说‘李场长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说我们国家劳动法非常健全，谁去体罚员工啊？现在是市场倒挂，一个企业的发展就要用企业文化和对员工的关爱留住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温暖人的地方，谁在你这？”谈到西方的“强迫劳动”指责，李成俊的委屈和愤怒一股脑倒了出来。

　　终止合作的背后：BCI总部驳回其上海代表处“新疆棉花产业无强迫劳动”调查结论

　　显而易见，所谓“强迫劳动”不过是一种无知且恶意的想象。在采访中，多家企业都表示过去几年BCI中国代表处的审核中，均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迹象。那么BCI方面为何会停止对中国新疆企业的认证呢？《环球时报》从相关渠道获悉，境外反华势力开始炒作“强迫劳动”议题后，新疆棉企在第一时间主动开展检查调研，BCI上海代表处告诉《环球时报》，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

　　诡异的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并不认可，而是迎合美西方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显而易见，BCI总部的“自断手脚”举动背后，势必有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利益驱动。《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BCI理事会是BCI的决策机构，其成员大部分系会员中的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NIKE、LEVIS、GAP等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对外援助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从2019年起，BCI上海代表处的朋友就曾讲过他们正在承受很大的外部压力，“我猜不排除是美国‘一箭双雕’的手法，一方面污蔑了新疆，一方面又能推出自己的棉花行业标准，分一块蛋糕。”

　　在被问到未来这种局面是否能缓解时，该业内人士的话耐人寻味：“任何事都不是单一的，这要看国际形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