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法学博士）

　　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读同一本书，关注点和感受是不同的。譬如年轻时候读《红楼梦》，会着重于在有关宝黛爱情的章回段落中徘徊，而人到中年时重翻红楼，却对宝黛之间无果的爱情多了一分了然，与此同时，则有可能由于别的因缘，对其他章节发生兴趣，如本人即从自己所从事的法史专业的角度，读出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趣味。其实，看小说的时候如此，阅读学术书籍时也是如此，比如多年前读杜维明先生《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一书时，只会从总体上感觉其“说得在理”，当近日再次翻检该书时，却因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对其中某些具体的主张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

　　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总会笼统地说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至于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却也是言人人殊，因为即便是一些公认的糟粕，也有人想要去复兴，比如前些年就有一些女德宣传者，倡导女性回到厨房，甚而至于提出了要恢复女性缠足的陋习！当然，这种极端的例子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也能判断出其“糟粕”的性质，而对于其他比较中性的传统，则需要我们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番细致的甄别，以期剔除其中的糟粕，将真正的精华发扬光大。

　　每一个时代的人，无疑是既生活在“当下”，又始终生活在传统中，我们无论如何前卫或现代，植根于骨子里的传统的文化元素，都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当下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路径。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延续着传统中的生命力。

　　杜维明先生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专门有一节讲“传统的生命力”问题，其中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工业兴起的时候，“认为有几种体现现代传统价值的东亚现代性是日本和四小龙共有的特色”，即“权威政治、家庭在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考试制度、储蓄习惯、地方组织乃至浓厚的人际关系等等”，而这些现象则都与儒家传统有关，儒家传统是日本和四小龙崛起的一种起特殊作用的文化因素，而这些东南亚工业国家的发展，则证明了儒家传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时过境迁，杜先生其时的研究范例，在三十多年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以其所总结的儒家传统价值的特色，来观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具有相应的证明力。

　　杜维明先生借用美国学者白鲁恂的观点，来解释权威主义是东方政治文化的特色这一主张。权威主义和强烈的依赖性有密切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儿童相比，东方国家儿童的依赖性不仅时间长，而且感情也特别的强烈，父母亲对儿童的爱护甚至溺爱也非常普遍。因此父母亲的权威从小就建立起来，经过各种不同的社会化方式，表现在政治上的运作即是一种权威主义。撇开权威主义的政治意义不谈，仅从权威主义得以形成的依赖性来看，比如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不少家长对子女的爱护有时候可以用无原则和无底线来形容，以至于养育出了一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巨婴、啃老族。而父母不仅干涉子女的情感问题，为子女的婚姻“把关”，而且在子女遭遇挫折甚至是违法犯罪时，父母会习惯性地替子女出头“摆平”，以至于出现了云南孙小果案那样的悲剧。

　　就家庭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这一点而言，在当下也有体现。儒者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古代的宗法制度下，家长族长在维护家族秩序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代由父母子女构成的小型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也很重要，三观不正的家长，很难教育出身心健康的子女。

　　中国人对考试的重视，在世界上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自从隋炀帝创立科举制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无论穷富贵贱，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能在考试中高中，名落孙山即意味着丧失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在当代，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也曾发挥过一考定终身的作用。人们对于分数的崇拜，导致中国的家长们在教育投入上非常高。

　　杜维明先生还提到，在中国的文化里，最好的哲学家一定是接触民间文化的，他们从小就从他的母亲、保姆、亲友那里接触到民间文化，而使自己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所谓的精英文化，是民间文化的结晶。譬如儒家哲学中最精粹的思想，是老百姓人伦日用之间一些基本的做人的道理的精致陈述。在儒家的传统里，一个儒者，“即所谓的士或者君子，他所提出的观点或道理，如果不能在老百姓人伦日用之间发生作用，对他来说是一大讽刺；如果他讲的一套东西离开了教室，外面的人就听不懂，对他是一大威胁……在中国社会里，一套道理有没有说服力，就要看百姓人伦日常之间有没有实际的作用。”

　　依然存活于现实中的传统还能举出许多，它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各种层次上影响并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任务，或许就在于发现它们，认识它们，并通过各种途径去延续它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