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明确将确定5个试点城市，有序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医疗服务价格是医疗机构对患者服务的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包括门诊、住院、各项检查、治疗、检验、手术项目等，涉及14亿人民群众、787万医务人员和5万多医疗机构。

　　改革改什么？看病会涨价吗？针对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和相关专家接受了记者采访。

　　看病负担不会增加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不是单纯的定价调价问题，不是用单边涨价来代替改革。”被问到是否会增加就医负担时，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直言。

　　对于服务价格的调整，上述负责人透露：要有保有压、有升有降，不搞大水漫灌；建立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让价格变化的节奏受到启动条件和约束条件的控制，不能想涨就涨、一涨再涨；要让价格经得起监测考核评估的检验，该降的价格要及时降下去。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科研办副主任陈秋霖认为，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控制人民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这是一次结构性调整，并不是总量改革，患者看病负担总体是稳定的。

　　“改革整体不会增加患者负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廖藏宜表示认同，“改革涉及具体的医疗服务类型，过程中，每个人对于价格调整的感知度有所不同，可能有人觉得看病便宜了，有人觉得看病贵了，大家不用担心，有关部门会通过医保报销范围和方式等方面予以保障。”

　　“甚至，人们可能短时间内感受不到看病价格的变化。”陈秋霖认为，医保是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为的是腾出更多医保费用空间，最终进行的是医保基金内部的优化，如增加报销项目，让更多人获益于医保。

　　同时，要理顺比价关系。如儿科、护理等历史价格偏低、医疗供给不足的薄弱学科项目，“需要政策激励”；复杂手术等难度大、风险高的医疗服务，“需要适当体现价格差异”；特色优势突出、功能疗效明显的中医医疗服务，“需要传承创新和发展”；设备折旧占比高的检查治疗项目，“需要挤出水分”。

　　国家医保局明确，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群众负担总体稳定。事前做好调价可行性的评估，不能偏离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提升社会效益的基本前提；事中分析调价影响，重点关注特殊困难群体；事后做好协同，将调价部分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不直接影响医务人员收入

　　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是否意味着医务人员收入要涨？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医务人员收入与医疗服务价格高低、医疗服务的收入，没有直接关系。

　　“医务人员收入的高低，主要受公立医院的薪酬管理体制以及医院内部绩效分配方案影响。医院如何对不同科室和医务人员进行收入分配和奖励，由医院决定。”廖藏宜告诉记者。

　　《试点方案》明确，建立医疗机构充分参与、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坚持公立医疗机构公益属性，建立合理补偿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促进医疗服务创新发展。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不直接影响医生收入，但有联动关系。”陈秋霖说，“也就是说，价格调整的过程中，将更加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

　　从调研的情况看，各地近两年重点提高技术劳务为主的诊察、手术、护理、中医类服务价格。

　　国家医保局上述负责人透露，关于广大医务人员关心的如何更好地体现技术劳务价值，需要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加强协同，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和分配机制，要把改革红利传导到广大医务人员身上，也要避免将医务人员薪酬与项目价格、创收能力直接挂钩。

　　引导公立医院“练好内功”

　　有人认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给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打补丁”，把后者挤掉的不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涨价找补回来。

　　国家医保局上述负责人明确表示，这是不准确的。集中带量采购针对药品耗材“带金销售”，减轻了人民群众的不合理负担，为医疗服务价格赢得了改革的窗口。但两项改革不是靠降价涨价进行医药费用平移、转换和腾挪，不能成为简单的“跷跷板”关系。

　　近十年来，我国公立医院迅速发展，公立医院医疗收入以及流向公立医院的医保资金、财政补助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今后，公立医院的发展方式将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上述负责人表示。

　　换句话说，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将进一步推动公立医院转向“质的提升”：一是技术劳务价值的“度量衡”。通过取消药品耗材加成、集中带量采购等措施，把药品耗材的收入占比压下去，推动技术劳务为主的医疗医技学科发展。二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信号灯”。例如，难度大、风险高的手术项目等复杂型项目，引入公立医院参与价格形成，定调价将更灵活、更有针对性；诊察、护理等通用型服务项目，政府加强对价格基准和调价节奏的把控。三是公立医院练好内功的“助力器”。公立医院在规范诊疗行为、控制成本和费用等方面进行改革，成为有助于打开医疗服务调价窗口、扩大调价总量的钥匙，为公立医院向改革要红利、向管理要效益增添了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