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近年来公布的文件证实，美国曾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这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很可能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以下简称731部队）有关。他还指出，美国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美国的生物军事活动进行调查。

　　2001年，美国以“生物领域不可核查”等为由，单方面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反对重启谈判，导致生物武器多边核查机制迟迟未能建立。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境外坐拥超过200个生物实验室，开展秘密生物试验；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也屡屡被外媒曝光发生生物安全事故。美国的种种行径都与生物军控的要求相悖。

　　研究活动最多最不透明

　　美国在生物军事化研究方面早有“案底”。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二战结束后，美国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达成一项肮脏交易，在几年时间内，陆续派德特里克堡的细菌战专家前往日本，向石井四郎等731部队头目了解日本细菌武器等生物武器情况。为了获取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美国向日本支付了高额费用，并隐瞒了石井四郎及731部队的战争罪行，还聘用石井四郎作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公开资料显示，在731部队《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三份人体实验报告封面上，清晰印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字样，并盖有“达格威实验基地技术图书馆”的黑色墨印。

　　接手这些生物战资料的德特里克堡和达格威实验基地，至今仍是美国生物军事化研究的主要基地。作为美军唯一的P4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拥有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肉毒杆菌等67种高危病原体。多年来，该研究所多次被曝光发生安全事故，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2001年9月，一名德堡研究人员把带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家媒体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造成5人死亡、17人染病。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01年4月至2003年5月期间，德特里克堡一处垃圾填埋场被挖掘出高达2000吨有害废料，其中含有布鲁氏菌、可引发肺炎的克雷伯菌和炭疽芽孢杆菌等活病原体，还含有美国曾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的剧毒落叶剂“橙剂”。

　　位于犹他州的美军达格威实验基地，则多次充当生化武器试验场。据美国《连线》杂志报道，达格威实验基地有密布的炸弹坑，许多含有毒物的炸弹在这里引爆，用以测试毒性。《今日美国报》报道称，该基地曾于2015年误将活炭疽标本寄给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数十个实验室。

　　发展生物武器，美国不仅危害本国民众，还把他国当作实验场。据韩联社消息，美军多年来向韩国秘密运入多种生物战剂，釜山港第8号码头设有驻韩美军生化项目“半人马”及“朱庇特”项目的相关设施，引发市民强烈不满。韩国《统一新闻》专栏文章称，驻韩美军在首尔龙山、釜山、群山和平泽4个美军基地设立4所炭疽杆菌生化武器实验室，所涉项目没有经过申报或经韩国法律许可。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第一副秘书阿韦里亚诺夫今年5月表示，美国和北约在俄边境建立生物实验室，对俄罗斯自然环境和边境居民健康造成威胁。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表示，美国在东欧地区的生物实验室或正在研究新型生物武器，这必须得到控制。

　　要论全球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最不透明的国家，当属美国。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今年4月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截至2019年，美国已在世界各地建立200多个秘密实验室，仅在乌克兰一国，美国就设立了16个生物实验室。俄国防部官方网站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在海外设立生物实验室，直接目的是研发用于运载生物武器的技术手段，间接目的则包括在地缘政治对手周边建立军用实验室、收集特定地区高危微生物的菌株、用毒性药剂进行人体实验、收集“单一民族”的生物资料等。多家俄媒指出，尽管美国称其研究是“和平目的”的“防御性研究”，但由于美国对具体实验内容一直三缄其口，且其境内外的生物实验室屡次被曝光泄漏事故，美国生物军事化活动的真实目的和安全性令人生疑。

　　独家反对多边核查机制

　　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8月30日至9月8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系列专题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与会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提高了人们对生物武器的警惕性，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强化公约机制，加强对生物武器的控制。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第一份禁止发展、生产、储存专门类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多边裁军条约，于1972年4月10日开放签署，1975年3月26日生效，截至2020年4月共有183个缔约国。生效以来，公约对于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讽刺的是，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之一的美国，如今却成了唯一阻挡《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早在2001年，国际社会已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一致，正是美国以“生物领域不可核查”等为由，突然单方面退出，导致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东流。20年来，美国一直无视国际社会呼声，独家反对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生物武器的研发工作可在小规模范围内隐蔽进行，痕迹易于清除，因此，相比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生物武器的核查工作难度更高。“在美国2001年独家反对核查议定书谈判前，公约缔约国经过多年谈判、多轮协商，已形成了丰富详细的核查措施。国际社会如果能成功签订核查议定书，将使防范新型生物武器的工作更为顺利。如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与核不扩散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国际军控条约相比，其核查机制仍是最薄弱的。”

　　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和超级大国，美国有责任、有义务禁止生物武器并防止其扩散。但是美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一面反对建立多边生物核查机制，一面在其境内外生物实验室开展秘密实验，还美其名曰“防御性研究”。对此，郭晓兵指出，生物武器的进攻与防御研究往往难以区分。鉴于美国漫长的生物武器“黑历史”、美国政客执迷于玩弄双重标准的恶习、美军实验室遮遮掩掩的态度，“防御性研究”的说法难以取信于人。

　　近期，美国还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大搞政治操弄，大玩双重标准，胁迫世卫组织调查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却对德特里克堡的重重疑云选择性无视。此种恶劣行径，不仅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要求背道而驰，而且与其声称的“生物领域不可核查”的立场相悖。如此自相矛盾，美国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科技发展与合作处研究员王小理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履约上一直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冷战期间，美国加入公约更多是因为传统生物武器的军事效果不如预期。冷战结束后，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火热进行，新世纪以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生物科技的发展，美国重新审视了生物武器的战略价值，将维护本国生物科技优势、抢先发展军事生物技术，作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美国就对要求透明度和受国际法制约的多边核查议定书持谨慎态度。美国国内多变的政治气候，加上美国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对公约核查抵制性的游说，使得美国游离于国际多边体系，与核查谈判桌渐行渐远。”

　　必须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

　　王小理指出，美国出尔反尔，削弱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权威性、普遍性和有效性，导致国际生物军控进程进入徘徊期，给全球和地区和平稳定投下阴影。同时，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率性而为，大肆发展进攻性军事生物科技能力，有可能导致尖端军事生物技术改变战争形态，衍生新的风险，为未来生物军控谈判增加新难题。

　　不只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美国近年来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大行“美国优先”原则，一再毁约退群，已先后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撤销签署《武器贸易条约》，退出伊核全面协议，迄今没有销毁库存化学武器。然而，这位全球军控进程的头号破坏者，却年年炮制所谓《军控遵约报告》，自我标榜为军控“模范”。

　　郭晓兵指出，当前，美国在军控等国家战略方面呈现严重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把军控作为打压对手、实施大国竞争的新手段，早已扭曲了军控的出发点。“世界经历了二战和冷战期间两轮生物军备竞赛，教训惨痛。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型生物武器出现的可能性提升。如果国际社会不建立有效的生物武器核查机制，一些国家、地区甚至恐怖组织有可能趁机研发生物战剂，引发第三轮生物军备竞赛。”

　　9月8日，中国裁军大使李松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强化公约机制专题会议上指出，重新启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势在必行。建立了核查机制，谁遵约、谁违约就会一目了然。作为世界上从事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的国家，美国境内外生物防御基地和生物实验室严重缺乏透明，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是国际社会重大关切。敦促美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履行公约义务，对本国境内外的生物军事化活动进行全面澄清。会议期间，中国关于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的主张得到广泛响应。不结盟运动代表123个缔约国作共同发言，敦促美国改弦更张，呼吁尽快重启这一重要谈判。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生物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所谓‘生物防御计划’也是最复杂、最先进的体系。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继续阻拦核查议定书谈判，未来，国际社会建立完备生物军控体系的前景不容乐观。”郭晓兵说。

　　“鉴于美国单边主义态度、世界生物科技发展、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等因素还在持续发酵，在2022年公约第九次审议会前，国际生物军控进程前景依然阴云笼罩，核查议定书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更多是加强公约机制的各类替代性方案。”王小理说，“未来，回应国际社会对生物安全治理的共同关切，需要从国家、国际组织层面同步发力，统筹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社会、人文等多种因素，推动全球生物安全体系各要素的再平衡，使生物安全态势重新趋于良性轨道。”（记者 林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