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呀？”

　　“苹果、苹果……”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天使聋儿语言康复中心的一间教室里，赵小平正带着班上的8个学生做发音练习。

　　孩子们戴着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张口发音非常吃力，有的要憋得满脸通红，才能挤出一两个字；有的好不容易说出一个水果的名称，却与标准发音相去甚远……他们平均年龄6岁，今年是在这里学习的第二年。

　　这家大山里的语言康复中心像一所特殊的学校，学生年龄从3岁到10岁不等，都是努力想要走出无声世界、融入正常生活的听障儿童。语言康复师赵小平就是他们的引路人——20年来，他让600多名山区听障儿童开口说话，进入普通学校学习，用行动和心血向社会证明：聋童不哑。

　　赵小平在给听障儿童做发音练习。图片均由杨仁海摄

　　“我要棒棒的，我不哭”

　　除了哭和笑，没有经过语言训练的听障儿童，通常不能发出其他声音，要教会他们像听力健全人一样发音，需要在吐气、口型、舌位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指导训练。

　　讲台上的赵小平不慌不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刚教的新词，对于个别发音特别困难的孩子，还要亲身示范。

　　“这个班的8名孩子经过上一年的康复训练，都能开口了，并且可以进行简单交流。”51岁的赵小平是陕西人，他普通话标准、语速适中、语气温柔，让人倍感亲切。

　　语言康复最难的一点，就是如何让孩子开口。

　　即使戴上助听器，听障儿童对声音的辨识度仍然很差，赵小平首先让他们练习辨听，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使用铃铛、锣鼓、木鱼、桌子、木块等发出声音，让孩子们逐一识别。

　　“戴上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后，孩子的听力得到一定补偿，这时候他们会用眼睛寻找声音发出的位置。”赵小平说，要善于抓住这个特点，让他们学会利用视觉、触觉，配合残余的听觉识别声音和物品，进而模仿声音，认识事物。

　　为了训练孩子吐气，赵小平用纸条靠近自己和孩子的嘴边，让孩子观察纸条被气流吹动的样子；为了纠正孩子的口型，他贴近孩子的嘴巴观察，有时候弄得满脸口水。

　　一堂课接近尾声，赵小平会对发音仍然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特别训练。“对于幼儿，一个发音、一个词语、一首短诗需要重复几百甚至上千次，做好这份工作非常需要耐心。”

　　有一次，赵小平单独教一个6岁的男孩说“茄子”。反复练习了几十遍，男孩就是发不出准确的读音，委屈得哇哇大哭。

　　赵小平立马意识到自己有点操之过急了，赶忙用小男孩熟悉的语言安慰道：“我要棒棒的，我不哭。我要棒棒的，我不哭。”孩子听懂了他的话，止住泪水，并伸出大拇指，与赵小平的大拇指碰了一下，这是赵小平与孩子之间的暗号，代表给孩子信任和鼓励。

　　在一旁陪课的家长感叹：“赵小平更懂孩子，孩子也更愿意听他的。”

　　一个聋儿开口，一个家庭“康复”

　　赵小平从事语言康复工作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98年的一天，在陕西省岐山县老家工作的他路过一家聋人学校时，看到孩子们正在升国旗，同时用手语“唱”国歌，铁门外的他被震撼了。

　　“要是他们能开口说话多好啊。”赵小平驻足在门外久久不愿离去。

　　后来，赵小平结识从事语言康复工作的前妻，并跟随前妻学习语言康复技能。“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语言康复师，也是带我入门的人。”赵小平说。

　　2001年，赵小平与前妻在陕西岐山县办学招生，7岁的听障女童黄婷让他印象深刻。

　　黄婷的母亲是聋人，父亲靠打零工维持家庭开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给孩子做康复。赵小平决定免费给她做。

　　经过20天的发音训练，黄婷学会喊“爸爸”“妈妈”了。一天下午，黄婷的父亲偷偷来到赵小平的康复中心，从门外观察着女儿的一举一动。赵小平看到了，就对正在院子里玩耍的黄婷说：“爸爸来了，快叫爸爸！”黄婷叫了一声“爸爸”就朝门口跑去。一脸沧桑的父亲激动得忘记了回应，只是弯下腰紧紧地搂着女儿，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滚落。

　　站在一旁的赵小平也情不自禁跟着流泪。“多年来，这个场景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赵小平说，这件事让他明白，通过训练得以康复的不仅是一个孩子，更是一个家庭。

　　“他教会我说话，我会一辈子记着他”

　　2005年，赵小平从一位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学生家长口中得知，当地很多听障儿童得不到及时的康复训练，成年后依然无法开口说话。

　　他坐不住了，很快动身到黔东南实地考察。经过多方了解，赵小平发现，黔东南州全州没有一所语言康复机构，不少听障儿童痛失语言康复训练的最佳时机。于是，他决定到当地办一家康复中心，填补这个空白。

　　“最难的就是招生，我一个外地人，说着普通话，开口便找聋人小孩，别人还以为我是人贩子呢。”赵小平说，初到黔东南的那段时间，他总被拒之门外。

　　后来赵小平请当地残联的工作人员带他入户，这才逐渐取得家长的信任。

　　“刚开始在凯里创立康复中心的时候，只有6个学生，经过一个月的免费康复，所有孩子都能开口说话了，会叫爸爸妈妈。”赵小平说，看到康复效果以后，家长们一传十，十传百，赵小平逐渐被大家接受。

　　从陕西到贵州，20年里，赵小平共帮助600多名听障儿童开口说话，融入正常生活。

　　今年23岁的黎绍秋是赵小平初到黔东南办学时的第一届学生，如今，她已经结婚生子，与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赵老师教会我开口说话，我会一辈子记着他。”黎绍秋说。

　　“能多活一天，就多帮助一个孩子”

　　2011年4月的一个晚上，下腹的阵阵剧痛让赵小平彻夜未眠。

　　第二天，在妻子杨欢的强烈要求下，赵小平到医院检查身体。一周后，活检结果出来，确诊为直肠癌。

　　随后杨欢带着赵小平到重庆治疗。第一次手术进行了约9个小时，因病灶穿孔致腹腔感染，只能暂时摘除1个肿瘤，并在腹腔留置了2根引流管。当时的入院记录上明确写着“需两个月后再行二次手术”。

　　出院后的赵小平一回到黔东南州，就把医嘱忘了，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得知不少农村家庭因经济困难拒绝把听障儿童送到康复中心，赵小平多次到黔东南州残联争取相关支持。2012年，赵小平的康复中心得到了“七彩梦行动计划”项目资助，黔东南州7岁以下听障儿童第一次获得免费康复训练的机会。

　　得益于黔东南州残联的帮助，赵小平的康复中心搬进了更加宽敞明亮的新楼。

　　为节约成本，康复中心没有聘请专门的管理人员。装修布置、准备材料、康复教学……每一件事赵小平都亲力亲为。

　　在杨欢的催促下，2012年1月，赵小平终于到重庆接受了第二次手术，但是却比医生要求的时间足足晚了半年。主治医生惊呼：“你这是在玩命呀！”

　　这次出院几个月后，赵小平发现手术伤口感染，右腹部出现肿块，后经医生诊断为“肠癌术后腹壁转移”。医生要求他必须停止工作，马上手术。

　　杨欢的鼓励、康复中心孩子的牵挂，让赵小平又一次战胜病魔。

　　“经历了3次手术和8次化疗，他还是挺过来了。”杨欢说，治疗期间，赵小平一心想着康复中心的孩子，在医院躺着的日子里，仍然用电话安排着康复中心的事。

　　“我在与时间赛跑，想让更多的孩子走出无声世界，能多活一天，就多帮助一个孩子。”赵小平说。

　　改变“贵人语迟”“十聋九哑”等误解

　　2014年5月，赵小平获得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颁发的“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称号。目前，赵小平的病再未复发。他说：“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生命，我就应该多为听障儿童做点事。”

　　对听障儿童来说，比康复治疗更重要的是观念意识的改变。赵小平发现，前些年，受限于当地经济水平和观念意识，在听障儿童的家长中，有人觉得“贵人语迟”不用治，有人认为“十聋九哑”没法治，导致孩子错过了最佳康复治疗期。

　　绝大部分听障儿童是可以开口的。为了让家长了解这一点，赵小平经常跑到孩子家里去“游说”。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得到根本性好转。”赵小平说，这些年，很多听障儿童家长主动将孩子送到康复中心，就连遵义、铜仁、六盘水等地的听障儿童家庭也慕名而来，康复中心的孩子增加到80多人，教师增加到16人。

　　赵小平觉得，对听障儿童来说，家庭生活场景里的日常训练与康复中心的课堂教学缺一不可。“家长的配合非常重要，应积极营造语言氛围，多与孩子交流，从丰富、自然的生活场景中让孩子感受生活、学习语言并以此提高孩子说话的兴趣。”

　　采访到最后，比起自己的故事，赵小平更想让记者帮他呼吁一句，“听障儿童家庭也要参与到孩子的康复教学活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