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义”的对华贸易战硝烟未尽，“拜登主义”的“民主战争”又开始打响。无论是贸易战的“脱钩”，还是“民主战争”的“对立”，都是美国霸权的自私、任性而又虚弱的非理性反应。

　　美国政府于2021年12月9日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对美式民主及其话语权和霸权进行“再确认”，甚至要根据此次峰会结果启动对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其他国家、实体与个人的制裁。美式民主在其国内表现为政党撕裂、社会对立和系统性种族歧视，并出现了民粹化和暴力化倾向，但其未加充分反思和节制，在国际上却一再被用于干预他国内政及诋毁他国民主形式的“价值紧箍咒”和“制度武器”。美式民主带来了国内分裂和国际分裂，暴露出被利益集体和霸权势力劫持的所谓“民主”已严重偏离正轨，逐步丧失团结社会与推进善治的理性功能。美国的“民主领袖”地位实质上已摇摇欲坠。

美国民主逐渐远离民主初衷

　　由于美国“民主峰会”极强的战略针对性和政治敌意，中国和俄罗斯均有不同程度与形式的话语反击和政治反制，国际社会也有很多国家、团体与个人对美国民主展开犀利、深刻和多角度的批评。美国的“民主峰会”带有显著的“新冷战”敌意，带有对民主话语的垄断性，带有以民主为武器继续干预中国内政(包括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议题)并寻求建立战略进攻性和挑衅性国际政治框架的意图，对世界和平与全球化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于2021年12月4日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这个日子非常具有代表意义，是中国的宪法日。以民主诠释宪法并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合性概念，是这份白皮书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1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对美国民主的异化、缺陷和危害性予以法理和事实层面的揭露和抨击。中美民主大辩论表明：一方面，中国民主进步了，敢于摆事实、讲道理地和美国民主展开话语和制度竞争，让人民评价，让国际社会打分；另一方面，美国民主退步了，其“选举中心主义”、利益集团绑架、民粹化和外部霸权化，导致民主武器化、工具化、教条化，逐渐远离了对民众“精准负责”的民主初衷。

　　美国的立国精神在于建构一种基于选举民主的精英代表制，将大众选举与精英代表结合。《联邦党人文集》典型诠释了美国民主的要义。美国民主后来经历1829年的“杰克逊革命”而真正大众化，经历1860年代的“林肯革命”而真正平等化，再经历1930—4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而实现一种包容性的宪法平权和社会整合，从而为美国政治文明赢得世界性声誉。美国民主也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强大甚至唯一的“范式”地位。侍强而骄，盛极而衰，美国民主在其巅峰期之后出现了帝国霸权化和背叛人民的道德退化，直至演变为今日的内外异化的扭曲形态。对美国民主的理解与评判应客观诉诸民主的历史和价值的变迁，这有利于全世界正确诊断和应对美国民主霸权。

美国民主严重异化的七个表现

　　美国民主固然有其历史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异化：

　　其一，美国民主过度聚焦选举而丧失对民主全过程和完整体系的关注和制度建设，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限制，人民对公共决策和立法的参与度和监督能力出现严重“赤字”。

　　其二，美国选举民主受到金钱政治和垄断性媒体支配，并与政党政治的“分肥”机制连接，污染了选举民主的“公共理性”形成过程，扭曲了民意的理性聚合与表达，导致选举失真和失灵。

　　其三，美国民主的决策和立法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捆绑和劫持，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否决政体”现象，政党恶斗和私斗损害了议会民主制度的代表理性，无法有效传递民意和表达理性诉求，出现了选民投票率下降、政治参与冷感及严重的“民主疲劳症”。

　　其四，美国民主未能真正从社会观念和制度层面解决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宪法上的“平权”规范受到各级政府、社会群体甚至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文化的抵制和消解，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的民权平等化议程并未结束，甚至在“弗洛伊德案”和“黑命贵”运动中出现逆转。

　　其五，美国民主在选举扭曲和精英掌控下，普通民众遭受歧视和利益侵害，但缺乏民主权利和有效发声途径，缺乏严格和可执行的即时问责机制，依靠几年选举一次的民主游戏根本无法实现“精准问责”，这导致美国的民主责任制逻辑链条产生内在断裂，民主选举和周期性轮替执政成了政治野心家和利益集团的“纸牌屋游戏”。

　　其六，美国选举民主及其运行的异化和缺陷，刺激选民产生严重的政治愤怒和民粹主义行动，“特朗普主义”就是典型代表，而“零元购”则意味着美国底层民众对整个社会公平性和民主前途的绝望。

　　其七，美国民主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和修复能力，但随着民主话语的僵化和霸权化，美国的反思性越来越低迷与边缘化，美国民主步入“老年僵化”的功能衰退期。

美国民主霸权化带来灾难而非福音

　　美国民主在自我异化的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霸权化，作为其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软实力支柱和实施工具。在《美国民主情况》报告中，中国充分揭露了美国民主的霸权化及其危害性。美国民主霸权化的基因来自1787年的联邦党人制宪，其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中即宣称美国要为人类社会探索民主政治文明的典范。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相对欧洲是孤立主义，但在美洲内部却成为美国“民主干预主义”的地区性尝试和建立势力范围的法理依据，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成为美国民主的“后院”，长期饱受非法干预、制裁、颠覆、叛乱和社会分裂之苦，至今仍未能解脱。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和后来的罗斯福主义实现了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立法者”地位，美国的民主霸权基本形成并一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颜色革命”，强行传播所谓民主福音。美国法治传统中的“长臂管辖”同样根源于美国民主的霸权性质，凌驾和破坏国际法原则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民主的霸权化总体上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是灾难而非福音。在美国的强制和诱导下，很多国家和地区“照抄照搬”美国民主，“生吞活剥”地试行选举和多党制，其结果是政治精英普遍成为美国利益代理人，主权性资产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美国资本的猎物，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遭受层层压制和损害。美国民主霸权化及其全球性输出，满足了美国政治精英的道德虚荣心、利益集团的全球控制欲以及美国资本的市场化垄断，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却成了最大牺牲品。阿富汗“民主”的20年，便是美式民主输出失败与所在国发展停滞的最新例证。

民主绝非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或霸权支柱

　　遗憾的是，从所谓“民主峰会”来看，美国政府并未从阿富汗撤退的政治失败中警醒和反思，而是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变本加厉地滥用民主话语权，制造更加分裂的世界，客观上有重新引入“冷战”的巨大风险和危害性。

　　总之，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政治权利，绝非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或霸权支柱。美国的民主需要加入人类民主大家庭并保持谦逊和自我约束，否则恐将成为人类民主进程的最大破坏者。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以完整的民主规范法理和扎实的民主制度实践，对自身民主体系加以解释说明，对美式民主进行客观诊断和话语斗争，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民主的正当性捍卫来抵制美国民主霸权，坚定支持世界各国及各文明区域走出符合自身实际及人民福祉的民主道路，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