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鸡、鱼、肉、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几十年前，老舍先生在书桌前写下的年俗至今依然受用。因为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春节最为特殊，仿佛只有跨过除夕那天，才能彻底清空过去，重新出发。

　　但对许多漂在异乡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又一个不能回家的春节。他们当中，有人在大洋彼岸求学，有人在遥远荒凉的戈壁，有人在路上辗转奔波……

　　春节要和谁待在一起？为过年做了哪些准备？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记者听出了孤独和遗憾，也看见了温暖和期待。不论是以什么方式度过，少不了的，总是过年的一份仪式感。

　　定居黎巴嫩二十年，过年做慈善的初心不变

　　在赵颖的记忆中，“过春节”的信号，常常是从“悲喜交加”这种情绪引出的。

　　“你看到面前有一群孩子，他们穿着拖鞋，站在雪地里面，真的会忍不住流泪。孩子们长得太快了，鞋子实在是太费了。所以每年去做慈活动，我就愿意买很多不同号码的运动鞋，给孩子们保暖。”在黎巴嫩定居多年，每当到了年关，去做慈善成了赵颖不曾缺席的重要活动。“我会和黎巴嫩的华人华侨一起，捐一些衣物、生活和学习用品。当物资不够的时候，还会多带一把糖，因为对这些难民孩子来说，吃糖算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以眼泪开端，以笑脸结尾。看孩子们吃了糖，穿了衣裳，赵颖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新年愿望。“非常高兴，也很欣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这里，参与其中。”

　　赵颖做慈善时留下的朋友圈

　　从来到黎巴嫩成为瑜伽教练，同时协助丈夫开设首个中医诊所，到促成中东第一所孔子学院的落成，再到成立中阿文化商贸交流促进会。20年的时间里，赵颖让自己变成了“黎巴嫩通”，但她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绝不放弃通过任何一种渠道来传播中华文化。“首先是我自己的家庭，家里面的装饰都是中式风格，摆放了很多古典的工艺品，中国文化氛围特别浓厚，你进到我们家以后，就感觉好像国内似的。而且我先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了7年的中医，对中国的文化非常了解，我的两个孩子都有中文名字，平常在家里也是说汉语的。”

　　赵颖在黎巴嫩

　　2006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驻黎巴嫩大使刘向华提到，希望赵颖能参与筹建孔子学院，这是赵颖梦寐以求的事。“黎巴嫩这个国家很小，人口也非常少，文化包容性却很强，也非常愿意了解中华文化。”她开始四处奔走，最终于2007年2月份，在圣约瑟夫大学成立了中东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并广受欢迎。“记得成立第一年，汉语选修课就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小语种课程，学院开设的中国武术、饮食文化等课程，也异常火爆。每当到了中国的传统节日，学生们也总是积极参与。”

　　赵颖与大家共度春节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时，孔子学院的学生们唱起练习已久的中文歌，而赵颖家里也开始包饺子，做年夜饭，播放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些华人华侨还会带着自己的家属去维和部队，一起举办晚会。大家准备一些节目，唱歌、跳舞、小品、武术都有，这是我们过春节最开心的事情。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晚会改成了线上，我们坐在家里，通过连线直播，也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虽然当地没有春节假期，但很多家庭都非常积极，也参与到庆祝活动当中。”

　　跨越七个小时的时差，等待亲朋好友的祝福电话

　　当孤单成为常态，过年“相聚”的契机让刘浩然小小地期待了一下。

　　2019年11月，他只身来到瑞典隆德大学，在无线通信专业就读，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本来就是来学习的，没什么社交活动，也没什么朋友。总是碰到过节，特别是除夕这天，大家才会说一起聚聚。”北欧的学制跟国内不同，圣诞假期过后，学生们就进入到考试季，紧接着又开始新一阶段的课程学习。“一般大使馆会给学联（类似于国内的学生会），发一些庆祝新年的装饰，学联也会招募志愿者，组织一场晚会，包括各种节目，录拜年的视频等等。对我自己来说，这两年都是过年之前，跟5、6个中国同学商量，除夕一起吃个饭，喝点酒，吹吹牛，然后就各回各家了。”

　　刘浩然（左一）与同学们

　　瑞典与国内有7个小时的时差，除夕当天下午，亲朋好友的新年祝福就不停地从手机屏幕弹出来。回想起此前在国内过年的情景，刘浩然有些落寞。“很想我的朋友，那时除夕夜大家总是聚一聚，吃饭、聊天、唱歌，很开心。现在大家都已经离开家乡，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见不到面。还好我们保留了每年打电话和视频的传统，坚持了大概有7、8年了吧。”他说，不是不想回家过年，是阻力太大。“今年不回去，首先是因为疫情，时间成本太高，回去隔离21天起步。经济负担也重，我看了机票，来回大概要25000元左右。不如留在这，把自己还没有实现的愿望完成。”

　　隆德大学

　　今年除夕，刘昊然邀请自己的中国朋友们，去海边看了一场新年的日出。“坐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波罗的海了。带点酒，去海边聊聊，吹吹风，挺好。”剩下的时间里，他还计划着能到欧洲的其他地方走一走，给自己的留学生涯画上句号。“我今年6月份就要毕业了，新年愿望就是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早点回国。”

　　刘浩然与同学们欢度春节

　　无论在哪过年，都要煮一顿饺子满足自己的中国胃

　　与其说期盼过年，不如说是对小时候那种“年味”的怀念。

　　“我老家在临沂市沂水县，小时候过年，贴春联，走亲戚，放鞭炮，收压岁钱是必不可少的。爸妈杀鸡宰鱼，忙活着年夜饭，也一定会守夜，祈祷平安。”此时此刻，身在阿联酋的电影导演、制片人宋胤熹回忆着儿时的年味，思乡之情涌上心头。“家人做的菜，哪怕简朴也非常好吃，饭店做不出那个味道。而且父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蒜苔炒肉、炒鸡、炸萝卜丸子，这几样少不了。”

　　宋胤熹正在煮饺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工作的变动，宋胤熹回家过年的次数越来越少。“从17年底就在筹备一部新电影，叫《家园行动》，我们需要去很多国家采风和创作，包括摩洛哥、埃及、阿联酋、叙利亚等等。去年我就是在迪拜过的年，和同事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他说，当时在华人超市买水饺，能买到老家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就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迪拜的东西相比别的地区会全一些，中国人也相对多，互相有个照应，能热闹点。今年过年期间同样没那么多花样，吃个饺子，跟父母打个视频，就算过完了。”

　　工作中的宋胤熹

　　出发是一种常态，停电、战乱、疫情，也给电影的拍摄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宋胤熹说，电影一旦开拍就不能停下来，时间跨度非常长，可能一两年脚步不停，脑子也不停，压力很大。“每天睡四五个小时算是奢侈了，停下放松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过年这两天。我想如果能回家的话，父母肯定得一天一种饺子，做各种我爱吃菜，恨不得把几年没吃的全都补回来。”

　　父母忙碌的身影历历在目，他们变老的速度也加快了，追也赶追不上。“出门在外久了，可能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父母也70多岁了，他们也不要求我们挣多少钱，就想我们多回去陪陪他们。新年愿望是，父母都能健健平安，时间能够再慢一点，明年过年我能陪伴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