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虚拟人“柳夜熙”、虚拟气象服务主播“冯小殊”。

　　2022北京冬奥会上，除了冰雪运动，各类高科技设备与服务令观众和参赛选手叹为观止，其中，气象主播“冯小殊”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获得网友点赞。有趣的是，兢兢业业的“冯小殊”，实际上是一位虚拟人，其原型正是气象节目主持人冯殊。

　　从虚拟主播“冯小殊”、今年除夕与歌手李玉刚合唱的虚拟歌手“陈水若”，到一度引发关注的清华虚拟学生“华智冰”……一边是虚拟人的加入让生活科幻感十足，另一边却是“出圈”的虚拟人对真人“降维打击”——虚拟人主播24小时播报新闻不间断，甚至有公司的年度优秀新人奖也由工作效率超高的数字虚拟员工一举夺得。

　　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凭借元宇宙的概念，虚拟人产业再度站上风口。统计数据显示，虚拟人当前市场规模已超2000亿元，预计2030年将达到2700亿元。

　　我们和虚拟人“混居”的时代是否已经来临？不少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虚拟人产业发展，学界和产业界更应该联手，尽早为虚拟人的行为划定界限，在监管方面也要及时跟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字“化身”，也许指日可待

　　“虚拟人并非新鲜事物。从二次元偶像初音未来到如今的清华虚拟学生华智冰，他们都是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合成的具有多重人类特征的综合产物。”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王长海告诉记者，虚拟数字人主要分两类，即偶像类的身份型虚拟数字人，以及服务型虚拟数字人。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身份型虚拟人将在未来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市场规模达到约1750亿元，服务型虚拟数字人总规模将超过950亿元。另有机构预测，预计到2028年，全球虚拟活动市场规模将达到5047.6亿美元（约32707.44亿元）。

　　“虚拟人的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伴，将是大势所趋。”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劳帼龄认为，随着技术创新及加速向产业的融合渗透，以虚拟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和早期基于3D技术和CG动画生产的数字人相比，“超仿真”虚拟人已融入了CG（计算机动画）、CV（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最新技术。虽然人类真正踏入元宇宙尚需时日，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字“化身”，也许指日可待。

　　观察时下火爆的虚拟人市场，不难发现，除了实现技术突破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实现了虚拟人与产业的结合。“如若没有产业作为载体，虚拟人过高的‘生产’成本，也许会使得这一技术很难推广。”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虚拟偶像“柳夜熙”为例谈到，电影级别的制作让柳夜熙以无懈可击的外表一夜成名，仅凭6条视频便在抖音吸粉830万。但这类“超仿真”形象的开发过程相当漫长，且技术成本至今仍然居高不下。诸如高精度原画设计、高写实3D建模、高水准的虚拟人引擎、高精度动捕和高精致的修帧渲染等缺一不可。再比如，科幻冒险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为了效果逼真，后期渲染达4.32亿小时，耗资程度可想而知。

　　Z世代的消费和审美，将直接影响虚拟人的研发和应用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超仿真虚拟人不仅是“无瑕偶像”，也是高效“打工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副教授李海刚列举了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视频直播行业收入为1082亿人民币，全国约有3.9亿人关注了虚拟偶像，哔哩哔哩网站的虚拟主播的直播营收占直播总营收的40%。

　　以柳夜熙为代表的这些具有独特人设的虚拟人，不仅活跃在社交平台，还能“出席”线下活动。在真人偶像频频“塌房”的今天，虚拟偶像因其完美人设，可谓异军突起。比如中国首位超写实虚拟人翎Ling以国风为特色，不仅登上时尚杂志，还获得了多项商业代言，吸金能力亮眼。“她”的美国“同行”Lil Miquela在2020年的收入就已超千万美元。有媒体预测，2022年虚拟偶像带动市场规模将超3000亿元。

　　同时，对企业而言，虚拟人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真人主播或客服，规避了真人的不完美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还具备全天候高效工作的能力。摘得2021年万科最佳员工的崔筱盼就是由算法生成的虚拟人，“入职”以来，经“她”提醒的单据，处理的响应速度是传统IT系统提示的7倍，她催办的预付应收逾期单据核销率达到91.44%。

　　李海刚结合手头的一份团队调研结果介绍，在电商行业，直播电商初创企业用低端虚拟人为企业带货，每日综合开销可以低至100元，且可为企业产生稳定销售流水；如果采用虚拟人与真人主播互动，初创企业直播销售流水比之前增长约三倍。

　　“科技需要新产品，资本需要新概念，消费者需要新体验。”在李海刚看来，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Z世代，对互联网上的新生事物接受度更高。随着他们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他们的消费需求与审美直接影响虚拟人的研发与应用。

　　在真实和虚拟之间找到平衡点，相关研究需同步跟进

　　但随着虚拟人的爆红，不少人也隐隐担忧：虚拟人并非真实的人，当他们切实地产生社会影响力，是否会涉及社会道德伦理问题？当他们同样成为“打工人”时，是否会对真人产生“降维打击”，挤压现实人类的生存空间？

　　对此，李海刚表示，虚拟人的出现，初衷是为了降低服务成本、替代机械劳动，秉承提高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但对企业来说，确实需要在真实和虚拟之间找到平衡点，“否则，‘崔筱盼’们的出现，可能造成真实员工的心理恐慌和挫败感，不利于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他建议，当虚拟人在更大范围应用后，公司可能需要在组织架构乃至绩效设置上重新考量。

　　更有专家提醒，此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换脸”风险一度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虚拟人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成为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主体。以虚拟带货主播为例，当虚拟人与消费者产生纠纷时，虚拟人服务提供方和虚拟人所有方究竟如何承担责任，应该要有明确界定。

　　与此同时，虚拟偶像的走红，也让不少心理专家发现新问题：打出完美人设的虚拟偶像将会对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段儿童带来什么影响？比如，一旦跟虚拟人互动的时间超过跟真人互动的时间，孩子们是否会过度沉浸于虚拟世界；如果未成年人从虚拟人身上寻找主要的情感依托，是否会触发社会问题及心理问题？这些都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多位法律界专家接受采访时也强调，相关政策法规等配套监管必须同步跟上，为虚拟人的行为划定红线。

　　“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要为人类服务，要遵循以人为本。”李海刚直言：所谓“虚拟人”，虚拟只是手段，“人”才是本质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