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进程中，老年居民是一个亟待重视的群体。由于封控管理，老年人习惯的外出就近买菜无法实现，需要物业、居委会和邻居们伸出援手。

　　帮助老龄邻居参加团购

　　4月10日，86岁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教授家中缺蔬菜水果，不少网友呼吁关注。复旦大学相关院系第一时间了解情况解决了问题。一位复旦大学的学者也表示，裘老居住的楼栋有非常多的邻居都是复旦教职工，大家会互帮互助，对老年邻居有很多照应。

　　团购物资是当下上海社区生活的重要内容，年轻人是组织团购的主力军，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和电商购物的老年人比较难参与，可喜的是，居民互帮互助的氛围已经开始自发形成。

　　年轻居民为老龄邻居搬运物资 摄影记者/任玉明

　　很多小区的年轻人都在帮助老年人参加团购，以便买到三餐必须的蔬菜和肉蛋奶等食材。

　　第一财经记者所在的长宁区江苏路街道某小区楼栋，在团购成风一两天之后，年轻居民们就时不时在楼栋邻居群里询问老龄邻居是否缺菜。

　　一些居民会把自己团购买到的菜，分给老龄邻居一部分，或者让这些老人跟自己“拼团”。

　　公司职员王伟居住在黄浦区某高层小区，他是居民志愿者团队的一员。这些天下来，志愿者们经过摸底，已经了解清楚楼内有哪些老龄住户。

　　他们每天都会问询老龄邻居，家中有没有出现物资短缺，如果缺少蔬菜、米面油等，志愿者团队会统筹代为采买。

　　医务人员为社区做核酸 摄影记者/任玉明

　　自由职业者于荔所在的静安区某大型楼盘，团购量非常大。同楼栋有两户老龄邻居，因为无法熟练参与团购，与她结识之后，对方提出能否请她帮忙代替参加团购。蔬菜到货后，她帮这两户老龄邻居送菜到家门口。

　　相对比较困难的是一些老小区。陈艺容从小就住在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陕西南路上的一处老小区，小区始建于1911年，有40余栋低层房子，200多户人家中七成都是老年人。由于年轻人太少，团购成团困难，陈艺容也经常无法顺利买到菜，他们也就无暇帮助老龄邻居。她建议，外部力量应该尽早介入这类社区，为老年居民提供必要的帮助。

　　老龄化是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

　　上海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早的城市之一。《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本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581.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3.4%。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33.49万。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独居老年人数达31.74万，其中孤老人数为2.49万人。这些老年人是最需要社会老龄服务体系和邻里社会网络予以关注的。

　　从前述几个案例所见，第一财经记者所在的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现有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万余人，约占全街道户籍总人口的39%。王伟所在的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1.4万人，约占全街道户籍总人口的37%。于荔所在的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是原闸北区范围，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约3.1万人，老龄化率高达41.26%。最后，陈艺容所在的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老龄化率达44.07%，是该区“最老”，也是全市“最老”的街道之一。

　　这些老年居民很多的街道，平常都有很多常规的为老服务措施，都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但在疫情压力下，原有的服务体系遇到重重困难，社区邻里互助成为重要的补充。

　　志愿者帮助老龄邻居解决生活困难 摄影记者/任玉明

　　在年轻人的帮助下，老龄家庭间接参与团购，这种“委托社交”的关系，使老年人们间接地与特殊时期的供应链接轨了。

　　第一财经记者观察发现，很多老年人习惯使用微信，能在群里顺畅地和年轻人对话，可以明确提出自己的需求，年轻人们也从力所能及帮助老龄邻居的过程中得到乐趣。日行一善，共克时艰，在很多社区中蔚然成风。

　　一些老年人的同城分居子女也会想方设法帮助父母购买物资，志愿者协助接收转交即可。

　　如果老年人岁数大了或身体状况不佳，不会用微信甚至不用智能手机，联系起来就要困难许多。居委会、志愿者、邻居需要时常了解情况，避免他们吃饭、医药方面遇到困难。

　　有的小区用配送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是非常好的对策。但这样的安排更多依赖于长期存在、执行有效的老龄社区服务体系。

　　为老龄社区服务“填空”

　　2020年，复旦大学潘天舒教授领衔的社政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课题组，参与了云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社会科学调查研究》的应急项目，《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老龄社区应对策略的民族志研究》课题。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成果《面向“无常”和“莫测”未来的重大突发公卫事件中社区应对策略和机制调整的思考和建议：基于对新冠疫情中上海邻里日常实践的初步考察》提出了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

　　课题组观察了2020年期间疫情防控的情况发现，特殊群体的困难均是由于已有的服务输送因疫情而中断所致。社区普通居家老人依靠“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独居老人配餐服务、日间照护服务以及类似睦邻中心和市民驿站等日常‘打卡点’”维系生活，而这些均在疫情期间难以延续。依赖钟点工上门服务的老人，也只能靠邻居帮忙解决基本食品服务问题。

　　课题组指出，“在毫无征兆的应急事件发生之际，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特殊群体社会福利输送体系显示出其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需对这样的服务输送体系进行反思。有必要建立以社区为输送主体并且以特殊群体为援助对象的社会服务精准化输送体系。”

　　应急期间，由社区牵头输送常规为老服务，能兼顾疫情防控和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但目前来看，基层承担的任务相当繁重，完成牵头任务亦需排除万难。这种困难情况下，按课题组报告所指，“社区在平时与居民建立良好的互信和道义互惠关系，是进行志愿者动员和召集的必要前提”，社区内部的志愿者与居民邻里支持就起到应急“填空”的作用。

　　关于城市老龄社区在面对疫情时等突发事件时如何实现为老服务，课题组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有待整个城市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处在不同语境中的老人（尤其是失智失能者）面临无法及时获得社会支持和照护服务的挑战时，会有哪些不同的应对方法和策略？处在不同地段的老龄社区及其不同老年服务机构和组织，所采用的策略有哪些不同？“士绅化”(gentrification)所引起的社区空间和邻里关系变化对居民归属感的影响，与应对疫情的机制和策略选择之间有何关联？

　　其中，通过社区年轻居民帮助老龄邻居团购蔬菜这件小事可以思考的是，在未来，以道义互惠和满足感为特征的“准志愿者精神”，在老龄社区应对疫情的机制中居于怎样的位置，“准志愿者精神”具体表现形式的背后，潜在的意义是什么。

　　无论第一财经记者的邻居们、王伟等几位年轻居民，还是至今尚未能有效帮助老龄居民而感到担忧的陈艺容等人，大家都希望帮助老龄邻居解决生活困难，从而让自己居住的社区更具韧性，能够在共克时艰、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稳步向前。

　　如果这次疫情期间建立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互助的社交网络能够长期存在，对城市老旧小区的氛围、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