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鹏，中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

　　不爱谈个人，只想讲团队。不愿回顾过去的成绩，只想提研究的进展。话危险，他觉得太矫情。聊辛苦，他说大家都一样。戴着一顶安全帽就扎进了灾区，日日夜夜和泥石流打交道。

　　他是崔鹏，1985年夏从中科院成都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专业硕士毕业，论文是《从地貌演变探讨泥石流发育过程》，由此开始了他的泥石流研究之路，并成为我国第一个“泥石流院士”，为我国的泥石流灾害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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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山地震后，崔鹏在灾区勘察

　　“科学手段让更多人免遭次生灾害”

　　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山地灾害现场，而每一次，崔鹏都带队奔赴在第一线。在汶川特大地震、庐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中，崔鹏都参与了大量次生山地灾害科技攻关。

　　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后才两天，崔鹏和他的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地震灾区，进行特大地震后的山地灾害考察。

　　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观测数据，为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

　　震后很短时间内，依靠实地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崔鹏团队摸清了34处大的堰塞湖的基本情况，对于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唐家山堰塞湖，他们提出了科学的认识和危险性评估，为应急抢险和科学处置起到了重要作用。

　　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崔鹏和他的团队又赶赴甘肃，他们的勘测数据及专业意见，为灾害工程防控等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意见。

　　在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实践基础上，崔鹏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开创了泥石流学科的新生长点，还在国内外开展大量城镇、道路、风景区、大型水电工程泥石流防治和重大应急减灾工作。

　　他在泥石流形成、运动和成灾机理，灾害防治技术，震后次生灾害分布规律与风险防控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初步建立土力类泥石流起动理论，揭示成灾机理；提出泥石流过程调控的灾害防治原理和方法；发展了山区道路和风景区泥石流治理模式与技术。

　　救灾第一线工作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他时常鼓励年轻的科技人员说：“我们不一定能从废墟里救出多少人，但可以用我们的一点付出和一些科学的认识与方法让更多的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危险……”

　　他们野外考察行走的地方，往往是路况很差的地方，泥石流沟的考察只能在侵蚀几位强烈的陡坡与深沟中穿行，路途时有艰险。

　　有一次去泸定县做泥石流防治规划，当深入泥石流源头勘测完成之后，天已经黑了，沟道中基本上没什么路，沟壑又深，而且下着雨，随时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等灾害，崔鹏跟随着他的导师唐邦兴一行，相互关照，终于找到一条取水的水渠，沿着水渠走了出去。“书记和县长非常担心，一直等着我们，不敢回家。别人都很担心我们，我们自己倒是没想那么多。”

　　2008年5月7日考察汶川地震灾区东河口滑坡（左一）

　　“拼是一种时代的符号”

　　崔鹏的学生张建强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很多时候会涉及模型构建，还原山地灾害场景等。在我们年轻人看来，模型‘差不多’就行了，但在导师眼里，‘差不多’就是‘差很多’，模型构建必须做到绝对的精细化。”

　　崔鹏的严谨在山地所是出了名的，对于文章中的每个字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会细细推敲，认真审查。

　　“拼命三郎”是崔鹏的另一个“标签”。“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别人计划着如何放松休闲，他也有假期计划，就是正好有更多时间做一些研究。一年中，只要没有出差，晚上，崔鹏的办公室基本都是亮的。所里的保安说，在山地所，几乎每天下班最晚的是崔老师。

　　“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蛮拼的，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对科学家而言，一方面是很好的机遇，科学家很重视这样的历史机遇，所以节奏都是很快的；另外，在中国由科技大国走向强国的时期，科学家都是有使命感，使命感促使他们努力地工作。”崔鹏说，拼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不是哪个人的事情，在他身边的很多科学家都是很拼的。

　　“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希望为国家为社会去做一点贡献，尽自己的力，每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每个人都出一份力，我们国家会更好一些。” 崔鹏说。

　　“青年人上来了，我们的事业才能继续”

　　崔鹏对学生一直要求很严格：“学生阶段尤其是研究生阶段对人生很重要，像我年轻的时候就从我的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老师，我现在也很难做到今天这样。所以希望学生在校几年能够多学并学到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不仅仅是发几篇文章，而是获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希望学生要养成好的个人修养，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要互相帮助，有团队协作精神，多关心集体。“最重要的是责任心。做科学研究、追求真理没有责任心是不行的。”

　　在崔鹏的课题组每周都会有例会让大家交流，“不管人员多少，总有人组织管理，让学生学会管理，这也是对一件事负责任。大家可以把收获、经验和困难分享。只要我在所里，就一定参加。比如答辩、预答辩材料我都会帮他们先过一遍，和他们一起修改。”

　　“灾害研究这类‘冷门’专业报考人很少，但毕竟总会有一部分人喜欢我们领域的工作。希望学生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方向上发展，这样才会全身心投入，把事情做好。”崔鹏认为，除了兴趣爱好，责任感更为重要：“做科研更重要的是要有崇尚科学的精神，有强烈的责任感。有些人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专业和职业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并非自己所喜好的，人都是可塑的，只要在他的领域不断地努力，把自己的身心投入进去，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成都山地所灾害领域人才结构曾出现断层问题：老一批有经验的科学家大多面临退休的问题，中坚力量在当时非常缺乏，年轻的大多又刚从学校毕业，还不能独当一面，后续乏人直接影响到山地灾害学科的继承和发展。

　　崔鹏根据团队的知识结构等，和青年科技人员商讨并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分类，先是让他们一人确定一个方向，预测预报、动力学、细观结构、工程防治、生态防治等，定方向，定目标，不做重复研究。

　　再有，就是创造条件安排35岁以上的青年学术骨干做课题负责人，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做专题负责人，把经费给他们，也把责任给了他们，使他们在实践中既锻炼了课题组织能力，又培养了科学责任感。同时为课题配有一位55岁以上的资深科学家，保证项目高质量的完成，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递。就这样带领了一批青年人快速地成长起来，逐步成为了研究所的骨干力量。

　　成都山地所胡凯衡研究员自硕士研究生开始就在崔鹏的指导下进行泥石流研究。对于胡凯衡的进所，崔鹏是记忆犹新。

　　由于泥石流研究经常会使用到数值计算和模拟的知识，促使崔鹏有招一个专门学习计算数学的人才到团队里来的想法，于是便前往一墙之隔的四川大学数学系面试毕业生。当时胡正好毕业，机缘巧合，胡凯衡也有研究泥石流的兴趣。

　　也正是为了这次面试，崔鹏将回国刚买的一辆自行车在川大校园里丢了，但他不后悔，因为得到了胡凯衡这样一个优秀人才。

　　崔鹏为山地灾害学科发展做了人才与知识储备，为青年人才的深造和能力培养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就像引流槽一样，把泥石流研究的触角尽可能地延伸，铺展开来。

　　“团队是科研的根本，只有青年人一个一个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继续，研究工作才能做得越来越好。”崔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