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台北11月3日电 

　　中新社记者 徐德金

　　“素书楼”是国学大师钱穆故居。1967年，已经年逾古稀的钱穆自香港来台择地建屋，以做隐居终老之处所。

　　这个位于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72号，记者两次寻找问路方得以探幽的地方，隐蔽于外双溪东吴大学的校园内。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23年，直至1990年迁出，三个月后他阖然辞世。

　　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心，为什么钱穆最后选择台北作为人生最后的歇脚点？

　　钱穆在台期间讲学著述不断，“素书楼”一楼客厅便是他讲学的地方，一幅当年他在寓所讲学的老照片生动反映了这位国学大师神采飞扬，逸兴纵情的画面。在二楼书房，两侧大窗户将苍松云海收入眼帘，视线十分开阔——它是记者在台北名人故居所见过最好的书房。

　　离钱穆故居不远，在阳明山脚下有张大千故居，在阳明山半山腰有林语堂故居，这两位文化大家，最终也是在此寻找归宿。

　　文学大师林语堂从美国到台北的时候是1966年，那年他71岁了。1976年林语堂去世，那一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游历大半个地球后定居台北时已经77岁高龄。

　　事实上，记者并没有访问到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曾经有一次，已经来到故居所在小区门口了，却不得其门而入。参观张大千故居须提前向台北故宫博物院预约，但听说张大千故居并没有他的什么画作，最后也便作罢了。

　　在“摩耶精舍”，晚年张大千有《黄山文笔峰》《晴麓横云》《阿里山浮云》《金笺山水》《峨眉金顶图》等许多画作问世；他也时常出席画展，被上流社会所拥簇。记者曾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三楼“荷风阁”见到早年张大师在此作画的情景照片，裙裾摇曳，观者如堵。

　　早年即名重学林的钱穆，更多流连于自家二楼长廊。据记载，钱穆与夫人时常对坐长廊，“谈论当时社会议题及生活所感”，这些夫妻间的闲谈内容成为后来他的夫人的《楼廊闲话》。

　　观钱穆的“素书楼”，真可用“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况之。大师一生留下煌煌大作《钱宾四先生文集》五十四巨册凡一千七百万言。在台北“素书楼”的岁月里，钱穆著有《朱子新学案》及《双溪独语》等书。

　　林语堂也有四十余部作品存世，包括《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吾国吾民》《苏东坡传》等。在阳明山的半山腰，他有一幢中西结合的房子，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山下的城廓，因此他在自家的“有不为斋”便有了更多闲情逸致。

　　钱穆、林语堂、张大千属于高士、雅士、名士之流。斯人已逝，空有惆怅。记者曾经多次想到，台北如果没有他们又如何呢？

　　还有，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适。

　　日前，记者匆匆去了趟位于台北南港的胡适墓园凭吊。墓园在小山坡上，树木环抱，其对过就是他曾经担任过院长的“中央研究院”。胡适自美国归来，在台北的时光并不长，仅四年时间直到去世。

　　胡适研究学者周质平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结果，都或多或少的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

　　所谓“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台北竟也成了这位思想大家的归宿之地。记者以为，胡适之于台北，象征的意味当更足些吧。

　　在“老派”的财经官员中，孙运璇与李国鼎在台北、在台湾所经历的时间比他们要长很多。这两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台湾这座宝岛融为一体的。他们之于台北、台湾，却是另一种“象征”。

　　孙运璇曾主掌台湾交通、经济等事务，后担任“行政院长”，他是台湾科技产业的主要奠基者，创办新竹科技工业园、工研院，目前台湾最知名的半导体企业多成长于那个时代。而有着“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在台湾经济起飞阶段因在工业、贸易、财政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卓越贡献，而被后人追念。

　　孙运璇、李国鼎之后，台湾的“财经首长”何人庶几可比？

　　记者希望通过寻访他们的踪迹增加更多的了解。于是，便先后在这个城市的曲巷扣开他们的故居大门。

　　孙、李故居的书房映衬出曾经的主人的学识。亦毫无列外，他们的故居除了单纯供游人探访参观外，都辟为科技人文活动的场所。记者每次造访，均能看到一些活动的讯息。

　　走在台北街头，已没有多少人记得或还了解他们。也或许，那个时代逐渐被这个社会所遗忘？但至少吧，将过往的这些名人雅士、哲人大家、伟人巨匠作为一面镜子，从他们格物致知，谦冲自牧的品德操守中，反观台湾这个社会现场。

　　然而，“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纷乱之中，我们又有多少无奈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