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15年前的一封家书，白发苍苍的薛永祥老先生用酒店房间的座机电话，拨通了信纸上留下的号码。

　　“后天我要到你那里去，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到福州来接我行不行。”——如果电话拨通，薛永福会这样说。但是电话那头传来的提示音说，“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图为薛永祥的堂兄弟薛永发15年前寄给他的信。闫旭 摄

　　薛永祥要打给的是在福清的堂兄弟薛永发。15年前，薛永发想送儿子到日本读大学，写了一封信请在日本的薛永祥帮忙。当时薛永祥回信说，到日本读大学太辛苦，建议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再来日本读研究生，薛永发又回了一封信，之后就没有了联系，只留下一行10位数的电话号码。

　　薛永祥和薛永发没有见过面，信是用日文写的。薛永祥猜想，对方可能是找懂日文的人代写的。信封和信纸至今干净平整，显然薛永祥一直小心珍视、妥善保存。

　　信封里还有几张薛永发一家的照片，带着15年前的这封信，和父亲年轻时的一张黑白照片，薛永祥明天将在友人的陪伴下第一次踏上父母的故乡福清，寻找从未见过面的亲人，寻找父母、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

　　今年74岁的薛永发出生在日本，从未回过福建。他的父亲年轻时到日本打工，母亲则是上海长大的福清人。薛永祥说，1937年时，母亲随家人一起去日本旅游，结果发生淞沪抗战无法回国，后来母亲与父亲结了婚，便留在了日本。

　　薛永福此次来到福州，是作为中国通信社董事长受中国新闻社的邀请，参加在此间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他决定借此机会返乡寻根。10日晚，薛永福在酒店里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

　　图为薛永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闫旭 摄

　　薛永福说，在60年代，很多在日本的华侨青年学生有很强的爱国情感，开展了学习祖国情势等各种活动，并且立志大学毕业后为祖国、为侨社服务，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于是，在1965年，大学刚毕业的薛永祥进入亚细亚通信社(后改名为“中国通信社”)工作，将中新社、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的稿件翻译成日文，向日本的共同社、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经新闻、产经新闻等媒体提供。在当时，亚细亚通信社是向日本媒体传递中国声音的唯一渠道，鼎盛时期通信社曾有50多名员工。

　　而随着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互派记者，中国通信社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令薛永祥更加感到担忧的是，华侨第三代渐渐融入日本社会，在日本的企业就业，中国通信社没有接班人。

　　薛永祥告诉记者，如今有10个人，其中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个人是已经退休后继续在通信社工作。

　　“就像今天很多人说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坚持的原因。因为在日本的媒体中，中国声音很少。”薛永祥说，“看到有这么多人还在世界各地做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鼓舞。”

　　在中国通信社工作了半个世纪，讲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故事，薛永祥说，当下日本政坛右倾化，他更加不能停止传播“中国的声音”。所以，已经退休的薛永祥每周上三天班，持续帮助通信社的后辈们工作，宣传中国的立场、主张，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历史事实，通过影响日本媒体，进而影响日本民众。“他们看了以后怎么做，我们没能力决定，但是至少应该告诉他们中国的态度和说法。”

　　中国通信社还在发行月刊，针对主要是日本专家学者的受众群体，翻译并刊登一些中国主流媒体的长篇文章，希望在专家学者中起到影响。

　　对中国的认同感，从小就根植在薛永祥的心里。他说，小学、中学在日文学校读书时，学校每天早晨组织学生都到运动场里唱日本国歌，但父亲对他说，“你是中国人，要唱中国的国歌。”从那时开始，薛永祥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薛永祥的两个女儿，也从小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在中国通信社工作，她们自然有这样的自觉。”他说。

　　明天，薛永祥就要启程去福清寻找亲人，也想看看父母是自怎样的地方出生、长大。“如果找不到他们，也要找到这个地方。”薛永祥指着信封上的地址说道，“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给祖先扫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