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理

　　“每个人都在寻找新信息，想要更清楚地了解特朗普的政策，但现在这样的新信息还很少。”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何汉理（Harry Harding）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一语道破了人们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焦虑。

　　在上海的短短几天里，何汉理及其妻子、曾任高盛集团合伙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马不停蹄，穿梭于复旦大学、上海美国商会、上海国际文学节等机构和活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成了不变的重要话题。

　　何汉理拥有点评这一问题的深厚资历。作为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特别国家安全顾问。他还曾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及弗吉尼亚大学领导力和公共政策学院的创始院长，如今继续在弗吉尼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被视为美国学界第二代中国外交研究者中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学者之一。

　　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何汉理就特朗普顾问团队、中美关系走向及公共政策教育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表示，中美此前提出了不少宏大愿景，但在两国领导人即将会面、双边关系可能发生转变之际，两国更需要诸如双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成果。

　　中美有大愿景，但更需具体成果

　　澎湃新闻：据中美官方消息，两国已就元首会晤一事启动了准备工作。您对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第一次见面有什么期待？

　　何汉理：简单来说，我还不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时，他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新闻发布会可能提示了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但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需要讨论的议题，比如朝鲜问题、贸易投资、西太平洋局势等等。我认为中美之间虽然不至于走向冲突，但竞争可能加剧，所以我想看看习近平和特朗普见面时会如何定义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是否会反映出这种竞争性，还是寻找更加积极的方向。

　　澎湃新闻：蒂勒森在访华时强调，希望和中国建立“以成果为导向”的关系。如何理解他的这个说法？

　　何汉理：有些美国人认为，尽管中美之间达成了许多协议，但这些协议不一定总是能达到双方期望的效果。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蒂勒森会强调“以成果为导向”。

　　其实我挺喜欢“以成果为导向的合作”这种说法，中美需要找到可以通过合作达成显著效果的议题。1997年江泽民和克林顿确认将共同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2012年习近平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些都是中美关系的宏大愿景。但我们不仅需要愿景，还需要具体的成果。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美之间的具体成果可以有哪些？

　　何汉理：我认为双边投资协定是其中之一，这有望给中美带来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和更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已为此努力了多时，现在双方都同意要提出负面清单，但无法在负面清单的具体内容上达成共识。从美国角度，互惠原则（reciprocity）将是一个关键词，美国希望在对中国投资者开放市场的同时，中国也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但中美在负面清单上达成共识还比较困难。

　　此外还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特朗普希望加强基建，并希望由国有和私有企业共同参与，来自外国私有企业的投资也有可能参与。我们通常很容易达成宽泛的、概念上的共识，但具体的操作细节还需要探讨。细节决定成败，如何达成双方都同意的具体计划，远比泛泛地说加强合作要困难得多。

　　重视特朗普家人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曾为多位美国总统提供政策建议，那么您如何评价特朗普迄今为止获得的对华政策建议？

　　何汉理：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因为特朗普身上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在寻找新信息，想要更清楚地了解特朗普的政策，但现在这样的新信息还很少。我不知道特朗普从他的小圈子得到了什么建议，所以我无法做出评价。他得到的建议似乎都有不同的指向，比如有人建议他和蔡英文通电话，也有人建议他尊重“一个中国”政策，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一个中国”的。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都会对他提出不同的建议，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也会坚持各自的利益，所以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并没有变得越来越清晰。

　　澎湃新闻：从您的经验来看，美国总统怎么做才能获得好建议？

　　何汉理：每个总统听取建议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总统喜欢高度规范的建议，比如曾是军人的艾森豪威尔就喜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用简洁的语言把建议写成文件交给他。克林顿和奥巴马则喜欢召集许多人开研讨会。有些总统则依赖特定的顾问，比如尼克松依赖基辛格、卡特依赖布热津斯基、老布什依赖斯考克罗夫特。

　　而对于特朗普，我们目前唯一了解的是，他的家人对他很重要。尤其是他的女婿库什纳显然很受欢迎和尊敬，似乎是个颇有想法、理性的人。尽管库什纳还是个政治新手，但他似乎学得很快。同时，特朗普也比较青睐来自商界的建议。但这些顾问具体对他说了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未来的决策者应学会应对政策失败

　　澎湃新闻：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事件让不少人确信，世界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您认为这种“新常态”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还是会成为长期的趋势？

　　何汉理：我认为这种“新常态”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一方面，人们发现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控制，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存在甚至继续恶化，我认为短期内世界局势不会立刻变得清晰而简单。

　　另一方面，这种“新常态”可能会降低人们的期望值。“新常态”下存在众多全球经济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现象加剧、薪酬停滞甚至降低等等，这些问题能否被公共政策领域（包括政府、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体公民等等）解决，目前似乎还找不到答案。但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发挥聪明才智提出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有效地控制这些问题。

　　澎湃新闻：多年来，您在美国致力于培养公共政策人才。面对越发复杂而不可控的世界，您认为未来的决策者应该做哪些准备？

　　何汉理：不只是学生，公共政策的教师也多少应该改变方向。首先，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都遭到越来越多质疑。这次美国大选期间，每次希拉里·克林顿提到她有“13点政策计划”，我都感到这是个错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复杂的政策计划了。太多政策都失败了，所以学生应该明白，提出有效的公共政策来解决复杂问题非常困难，他们应该准备好应对政策的失败，不仅要学会避免失败，更要学会如何面对失败。

　　其次，美国的公共政策教育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而不是宏观经济，议题仍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比如医疗、教育、福利、住房等等，而这些议题恰好对应了美国的各大政府部门。但现在美国社会又出现了更多议题，尤其是经济不平等问题需要更多关注，这些都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

　　我不太喜欢“改变世界”这个说法。当我招收公共政策学生时，我通常用更谦虚的提法：“改善你的社区”。有些人眼中需要改善的“社区”就是全世界，但这也可以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城市，或者他们的邻里。我们应该引导学生不要视野狭隘或者目标过高，而是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最出色的领导者，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去从事政治、金融、IT或者创业，因为我们在每个层面都需要领导者，在各行各业都需要能尽其职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