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签署的暂停法定债务限额法案已于今年3月到期。4月28日之前，如果总统特朗普的新预算提案没有得到国会批准，或未取得短期延长政府财政开支的授权，美国可能重演2013年政府关门的“闹剧”。

　　过去百年间，美国此类债务危机反复上演，其根源在于美国自1917年开始实施的国债规模管理制度。此前，美国采取逐次审批的国债规模管理制度，以提高财政灵活性和政府资金筹措效率，后改为实施余额上限管理制度。联邦政府借款无需每次审批，只要借款总额低于国会规定的上限即可，债务上限由此产生。

　　然而，所谓的债务上限既无理论依据又无事实支持。由于现实中很难形成对科学合理债务限额的精准判断，债务上限管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方面，大量有关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能给出一个在实践中具有普适性的量化标准；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政策和经济状况不同，各国政府债务积累的路径和规模也无定式。

　　在这种情况下，设定债务限额客观上并未对美国政府不断突破债务上限、借新债还旧债形成有效制约，反而导致其自身债务余额和违约风险不断累积。据统计，1940年至2013年间，美国曾91次调整债务上限，其中36次永久性提高，54次暂时性提高，1次下调，调整周期不超过10个月。为此，标准普尔公司曾于2011年首次调降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并在声明中明确指出“美国仍然拥有高收入、高度多样化和灵活的经济优势，但不足以弥补美国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风险”。

　　更重要的是，在历次债务上限调整过程当中，尽管宏观经济因素依然起决定作用，但党派之间的利益交换越来越多地掺杂其中，使债务上限的调整逐渐跳出单纯的经济范畴，沦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

　　受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债务进入了负债激增期，特别是近来受减税和加大财政支出的政策影响，美国债务触及上限并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再次加大。即便如此，鉴于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性作用，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的中心地位，美国始终保有通过债务货币化方式解决危机的能力。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债务违约并不可能出现，至多有可能受党派斗争的影响而出现暂时性的技术性债务违约。

　　可以预见，本次债务上限危机的解决方式很可能与以往并无二致：在经历过长时间的党派斗争后，国会最终同意再次提高债务上限。但是，根植于现行体制框架内的美国债务管理制度问题，并不会因此结束，美国政府依靠无限借贷以支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未终结，以政治斗争解决经济问题、并且绑架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的做法并未妥善解决，这不仅无益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和投资者信心的建立，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亦会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