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非洲游客头顶毛巾，靠坐在天安门广场遮阳伞栏杆边的中暑照片，昨日（7月13日）在网上热传。

　　北青报报道显示，这位中暑的外国游客来自非洲一个岛国，是一名60岁的老人。999急救人员为其量血压和体温时，指数均偏高，但在伞下休息一会儿后，中暑的外国游客感觉症状减轻，之后自行离开了。

　　但留下了话题。

　　在新闻和图片之下，酷暑之下的中国段子手纷纷模拟这位非洲老人的“心路历程”：

　　“我还以为非洲是最热的地方，到了北京才知道”；

　　“非洲人：长见识了”；

　　“炎炎非洲六十载，竟顶不住北京一日游”……

　　当然，“连非洲人都扛不住了”只是以某种新奇性带出了那些已因为被舆论反复咀嚼而处于“新闻疲态”的话题。很明显，在这幅新闻照片之外，还有更多人在酷暑下进行常态性的工作，比如救助这位非洲老人的天安门武警和急救医生。气象部门报告，今夏尚未过半，北京高温天数已为近10年最多；而在全国范围内，空调用电需求持续增大，多地电网负荷刷新了历史记录。如此情形下，即便老生常谈，高温津贴一事也值得拿出来再刷一次。

　　高温津贴在前几年已经经历了一轮上涨，结束了有些高温地区尚在执行二十年前标准、或一天仅补助一两块钱的吊诡景象。但观察可见，即便是对室外高温作业补贴最高的省份，月津贴也就是二百多元；即便是对高温津贴管理最为动态化的地区，若参看调整频率，其涨幅也要低于CPI上浮。无论基于何种考虑，这都与烈日下高强度的劳动不相称。

　　更需要关注问题则是，除重庆等以气温为准进行阶梯补贴，大多数省市的高温津贴仍是一刀切式标准，以方便管理而不是方便保障的思路进行发放。此类管理者本位的保障方式，平时尚能自圆其说，但一旦遇到“非洲大叔中暑”的极端情况，就暴露出了人性化的缺失。

　　在任何分配正义的理论当中，底层权利伸张都是要旨，而高温津贴正关乎底层权利的伸张，关乎极端情况对劳动保障制度的考验。最近几年来，它的的确进行了比较大的上调，但这种上调不能仅仅“自己和自己比较”，还应纳入整个社会发展动态中进行反向观察。

　　当下的中国，空调器在建筑物中的普及率不断翻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空调市场。在一二线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办公楼和公共空间没有气温调节系统，很多人甚至可以由此而“不经历夏天”。当从办公室到私家车再到公寓的生活已经普及化，对高温作业、露天工作的保障已经不可能与二十年前大家都“头顶一片蓝天”时同日而语。

　　换句话说，当室内温度调节已经普遍化，室外工作人群实际上相当于被析离出了这种普遍权利，在其原来的劳动保障之上，还应加上对这种权利的补偿。动态参照社会发展的其他指数，不断提升高温津贴的含金量，才不会不自觉地将“室内”和“室外”人群固化为两个阶层，也才会充分理解“非洲大叔都扛不住了”的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