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以来唯一不敢否认、从未推倒重来的就是他竞选伊始所提出的新口号——“美国第一”。

　　古人云“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如今奥巴马走了，他执政中后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鲜被提起，似乎早已寿终正寝。然而，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真的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吗？

　　回望特朗普执政300天以来作为，似乎到现在都难以给他归纳出一个清晰可见、稳健持久的外交大战略。加之其本人性格问题，出尔反尔、前后矛盾的表态、推文比比皆是。甚至连他身边的人，譬如一度被认为是稳健派代表人物的国务卿蒂勒森也时常发表前后矛盾的讲话，前倨后恭或前恭后倨的案例不一而足。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此前惯用的话语分析、词频分析、内容分析等通过揣摩元首讲话、报告来确定其政策偏好的研究手段，在特朗普时代的应用将受到很大局限。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与其拘泥于词句，不如（或者只能）观察其具体行为（当然特朗普的行为也有很多反复）；然后，在确定若干相对最无异议的政策点出发，利用逻辑推理，大体勾勒出其政策走向和战略脉络。

　　特朗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截至今日，我们看到特朗普说了很多虚虚实实的话，但似乎唯一不敢否认、从未推倒重来的就是他竞选伊始所提出的新口号——“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

　　或许部分由于翻译的原因，在早期的研究中仍有部分国内学者将其诠释为“维持美国世界第一地位”。尽管我们不能排除特朗普有这样的想法，更不能排除其他（外交）官员存在这样的观点，但显然在特朗普思路谱系中这个“第一”主要是针对内政，即：

　　（I）美国国家利益第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以邻为壑、贸易保护主义）、相对于美国盟友的利益（盟友可以被出卖、战略信誉不值钱，调整和传统盟友关系）、相对于美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新孤立主义、退出巴黎协议等重要国际协定、否决TPP、质疑WTO）；

　　（Ⅱ）美国选民利益第一：保障就业第一（尤其是维持其基本盘的“红脖子”、“铁锈带”选民）、保护国内市场第一（征税、技术门槛）、开拓外国市场第一（重新签署有利于美国出口的双边协议）、引入/回流外资第一（谁的公司继续大规模在外国办厂就惩罚谁）；

　　（Ⅲ）美国国家/本土安全第一：一切可能的外来威胁都要拒之于国门之外（旅行禁令）、坚决抵制拉美移民（修墨西哥墙）。

　　一句话，“内政第一”是特朗普所有内外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一个中心”。在“一个中心”的统领下，内政外交有“两个基本点”。对内就是要实现“国内产业实心化”，即开源，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国际资本回流到美国，外包的企业、业务也要回流，为本国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对外则要“国际义务空心化”，就是节流，从那些在特朗普眼里毫无价值、空费银两的国际事务中脱身。两者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内政第一”的基本点。

　　“内政第一”方略下亚太与中东的联动性

　　上文讨论特朗普内政第一的总体方略是为了明确其外交思路的源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常识自不必说，而对于特朗普这样尤其注重经济贸易、国民就业、国土安全的总统更是如此。这将成为我们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新变化的出发点。

　　在“内政第一”的基础上我们继续研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命运，就不难做出推论，它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针对既定的目标，以新的模式和手段加以推进。

　　具体地，第一，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头号竞争对手，这个目标不会变。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崛起不同于以往的苏联，中国更多的表现为经济崛起（中国最近几年的军力、尤其是海军崛起也是经济崛起的副产物），而在特朗普看来这意味着从美国（劳工阶层）手里抢订单、争市场、砸饭碗（虽然美国产业工人作为个体也从由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中获得日常实惠）。如果说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主要出于安全、战略考量，那么特朗普很可能做一样的事情，但出发点是以经济民生为主，安全战略为辅。

　　第二，美国当前面临一个总体国力（相对）下降与国际挑战、压力增强的矛盾。前者要求特朗普减少军费开支，减少国际义务，从世界各条战线和军事基地后撤。而后者不仅要求美国继续，而且要投入更多国内资源去推动国际行动。这些挑战既有来自主权国家的，也有来自非主权国家行为体，譬如恐怖组织。

　　然而，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动向使特朗普无法义无反顾地继续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这不仅仅是一个换口号的问题。此前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将换个名字继续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换名字不换本质；而笔者以为，现在看来，本质也要换。

　　俄罗斯在奥巴马时代末期在乌克兰-克里米亚事务上的强悍表现，以及在土耳其-叙利亚事务上日趋掌握主导权的事实，让美国难以在东南欧-中东战线上彻底甩手。而在中东，更棘手的问题是经历了小布什伊拉克战争后的地缘格局大重组后，原先尽管不遭美国待见但在事实上能够“帮助”美国起到制衡伊朗作用的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在两河流域留下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伊拉克人口居于多数的什叶派教众从宗教情感和认同上天然亲善伊朗。于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看到伊朗不动声色地通过输出武装力量和军事顾问，牢牢地掌握了从叙利亚到波斯湾，从里海到也门内战的战略主动权。

　　不仅如此，美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对伊朗实施的严厉的经济制裁，到头来看，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这的确使伊朗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但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使其瓦解、崩溃、屈服的效果。而最让特朗普耿耿于怀的是，自从奥巴马签署伊核协议，来自欧洲、俄罗斯、中国的热钱大量进入伊朗，一夜之间波斯帝国大有复兴之势。

　　伊朗的坐大，首先动了谁的奶酪？首先感到伊朗威胁的还不是美国，而是与之近在咫尺的以色列。而（a）以色列在中东的固有存在（不可能搬家）；（b）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其中东政策全面“右转”，即抛弃奥巴马时期的“装作平衡、公正”而一边倒向以色列，这两个要素共同决定了，特朗普绝对无法也没有动机彻底从中东撤离，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特朗普无法、无力继续执行奥巴马式的“亚太再平衡”——从全球包括中东抽调力量，全部集中到亚太。

　　两难困境下的“间接对冲”选择

　　分析至此，我们就知道特朗普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在战略、安全上（奥巴马所注重的），还是在市场争夺、经济方面（特朗普所看重的），都需要美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制衡。而另一方面，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导致了其总体可用于对冲中国的资源在减少（这是奥巴马和特朗普同时面临的困境），同时特朗普又不能继续像奥巴马一样从中东撤离并重新调整力量、集中于东亚对付中国（俄罗斯的进攻态势迫使美国在东南欧、东地中海回应；伊朗的复兴迫使美国在奥巴马末期短暂离开后又“重返中东”），美国面临目标重大而手段不足的困境。怎么办？从现在特朗普的行为而非语言来看，美国在对华实施间接对冲（proxy hedging）。

　　所谓“间接对冲”，一方面，它包含“制衡”/“间接制衡”（proxy balancing）的含义。美国需要制衡中国，但自己不能或不愿出力、支付资源，那么特朗普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周边寻求代理人，“间接”而非“直接”地借助他们的力量替自己制衡中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支持印度入常、支持印度军备升级、支持日本入常、默许日本修宪及自卫队解禁；最新的趋向是，在美国的协调下，印度-日本的战略合作空前加强。尤其在洞朗对峙期间，美日印在印度洋协同军演，这无疑是向中国发出的强烈而明确的信号。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奥巴马，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寻求地区安全事务的盟友时，还非常注重战略/安全联系经济/贸易，也就是专挑有钱的主做自己的地区代理人。如此一来，在利用沙特制衡伊朗，利用印度、日本制衡中国的同时，也能在军售等领域发一笔横财，实现经济-安全双丰收。特朗普不会再像过去的美国领导人一样（主要）由自身来承担地区权势平衡的责任，而是将其转嫁给有支付能力的区域潜在霸主。

　　另一方面，无论贸易平衡还是朝核问题，美国在经贸与安全等诸多问题上又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不会仅仅对华采取“制衡”。鉴于中美经贸、人员往来的密集性、紧密性，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遏制”或“遏制基础上的接触”等老办法也不再适用，因而必须采取“制衡”之上的“对冲”。对冲本是金融学术语，指在市场形势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为规避风险而双面下注。国际关系学者把这个术语引入后赋予其政治与安全的含义，放在这里的语境下，就是指美国在阻碍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方面依靠支援中国的地区竞争者来间接平衡中国，同时其自身又与中国保持高强度、频度的安全对话与经贸往来，并从中获得有益于美国的结果。

　　明确了上述美国所面临的种种两难以及特朗普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与思路后，我们对今天特朗普、蒂勒森种种前后矛盾、前倨后恭甚至“两面三刀”的表态，也就不会奇怪了。美国地缘上不可能抛弃中东，因而在邻近中东的南亚地区扶植一个既能北上制衡中国、东向策应日本，又能西向制衡伊朗、遥指中东的印度，当属划算。所以我们看到，在沉寂多年之后，曾经一度热门的“两洋战略”（印度洋-太平洋）又浮出水面，并被特朗普赋予新的战略内涵。在“间接对冲”的大旗下，一个连接印度与日本的美国“印太双平衡”大战略正呼之欲出。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