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3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到达中国,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特雷莎访华之际,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与上海欧洲学会即将推出《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报告(2017年):“双重差异化合作”凸显》,本期“欧洲观察室”刊出该报告中的《2017年英国对华政策:适度调整,深化合作》一文,以使读者明了特雷莎此次访华是在中英关系的何种大背景下进行的。报告全文将于近日正式发布,敬请期待。
2017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也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深入发展之年,英国对华政策在这一年基本上保持了对华友好态势,经济上继续将中国看作重要合作伙伴,政治上继续认可双边“黄金关系”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对华合作领域与范围继续扩大。可以说,这一年英国对华战略体现了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尽管如此,较之2016年,尤其是特雷莎·梅首相上台前的情况,2017年英国对华政策在策略上有一些调整与改变,这主要体现为:经济上,既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试图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但也开始注重防范中国投资,欲建立对外审查机制;政治上,既开放所有现存双边交流机制,但在某些关涉我国主权权益问题上,发表了对我国不利的言论。
因此,2017年英国特雷莎·梅政府的对华政策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两面性:在战略上坚持对华友好的同时,在策略上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对华疑虑。
对华政策的背景因素
2017年英国对华政策的实施主要存在四个背景: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6月份的重新大选;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现任首相及内阁成员的认知。这些背景(或环境)影响乃至左右着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貌。
退欧谈判正式开启于2017年3月,这已成为英国这一年最为重要和急需应对的对外事务,谈判的进程、成败和内容将决定英国在整个欧洲的地位和未来的国家发展前景。因此,在全力对付布鲁塞尔的挑战时,它没有更多精力来关注中国。
其次,尽管发生在2017年6月的大选没有改变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改变了议会中的权力分布与内阁结构,因此梅政府试图以新的手段来调整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来树立其权威,释放新的气象,这种风格在其2016年接任卡梅伦时就表现了出来。
另外,就梅本人而言,她认为英国的东亚政策或全球政策不应和中国绑得太过紧密,她曾说过,尽管英国需要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开放的,英国应该面向所有国家建立关系;而内阁的调整也因她某些阁僚认知的差异而使英国对华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
就整个全球政治环境来看,中美关系在进行新的调整,美欧关系也是如此,并且欧美的反全球化情绪在持续上升,这些诸多外部的不确定性使英国在脱欧之际,一定程度上需要寻求其熟悉的外交关系来保证英国的发展战略不出现过大的失误,以及确保英国有较巩固的认同,因此,英美“特殊关系”在2017年得到重申,虽然它曾经在去年的一段时间里受到了英美双方的部分质疑,而英美紧密关系的重新确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寻求深化双边务实合作
在2017年年初,梅首相面向全球华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鸡年贺词,她声情并茂地表示要“借此机会和中国建立所有的业务联系……分享外交、教育、旅游、文化领域的成果”。尽管梅首相所表达的是对全球华人而不仅是中国公民的祝福,但她言辞与语调中所体现出来的热诚充分传递了英国渴望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以便抓住中国在经济上所能给予其利益的机会的期待。部分得益于梅首相这种真诚的期待,中英关系在2017年得以继续发展。
政治方面,对华双边沟通机制顺利运转,双边各层级互动频繁。2017年2月,第二次中英高级别安全对话在伦敦举行;李克强总理、王毅外长分别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外交大臣约翰逊·鲍里斯互致贺函电,庆祝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5月,英国首相特使、财政大臣哈蒙德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同梅首相举行了会晤,再次确认双边“黄金关系”的发展大方向不变;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梅首相向习主席发出了贺信。
经济方面,以3月份欣克利角项目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为标志,经济合作不断深入发展。在整个2017年里,尽管存在脱欧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但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这包括投资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的正式开工;招商局集团完成收购六个英国太阳能发电站;以及对诸多英国房地产项目与足球俱乐部的收购,等等。同时,连接中国义乌和伦敦的班列开通,作为“一带一路”的象征,班列的开通可看作一定程度上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支持。年底之际,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率团来北京参加了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英国财政部将哈蒙德此次访华视作进一步展示英国“全球化”形象的行动,并通过对话“继续建设适合未来经济的英中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对话达成了广泛的经贸合作意向。
可以说,尽管人文交流被视作双边关系的第三大支柱(2017年英国继续支持中英人文交流,并在伦敦顺利召开了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大会),但中英关系最实质的和最具影响的两大支柱是政治与经贸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在脱欧程序启动之后,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中国更好的经贸关系,以帮助弥补英国从欧洲单一市场退出的损失,并寻求与中国经贸合作中获得经济增长的新的途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年初沃斯论坛上关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演讲也应该符合伦敦的口味,这也是它将中国视作英国重要伙伴的缘由。
2017年对华政策的特征与影响
当英国在既有的政治、经贸、人文交流领域顺利开展对话关系之际,英国也发出了一些对华质疑的声音。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试图加强对外投资审查,针对中国投资的意味较浓;二是发表了一些干涉中国内政、或不利于中国主权利益的声音。
从整体上来看,2017年的英国对华政策体现出几个特点:首先,它受到脱欧的重大影响,因此在对外关系中将欧盟看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尽管它试图以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来建构一个“全球化英国”的形象,但依然难以从与布鲁塞尔之间复杂的关系中脱身。从效果上看,它某种程度上正在援用“三环外交”的旧的策略,以一种熟悉的方式帮其巩固其脱欧之后的身份认同,尽管在另一方面,伦敦也认为经贸上那个远东大国是脱欧之后弥补市场损失的重要替代,但在艰难的脱欧谈判之际,认为在政治或安全上欧盟与美国才是英国最值得重视的伙伴。
其次,也因为上述原因,特雷莎·梅政府的对华政策在2017年还没有完全定型。双方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与政治上出现的一些对华偏见与疑虑没有达成对华政策逻辑上的圆融和自洽。即使是经贸政策,它的指导方向也有待进一步明确:是毫无保留地加强与中国的投资与贸易关系,还是要置于在一种它认为足够安全的新的规则之中?这种略带迟疑的对华政策取向意味着成熟的对华政策依然在塑造之中。
第三,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目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充满些许内在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承诺继续维持卡梅伦政府所倡导的双边“黄金关系”,另一方面在推动这一关系方面存在一些担忧或行动上的滞后。因此,它在某些方面加强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在政治领域或经贸关系的某些方面又让双边关系变得尴尬。
无论如何,中英对彼此而言都是重要的全球性伙伴,这从2015年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中可见一斑。因此,2017年英国对华政策在英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出现了一些调整和改变,但所幸双边发展的战略方向得以坚持和延续;2018年初梅首相访华,这使得英国延续一个方向更为明确、立场更为友好的对华政策变得令人期待。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本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有删节。)
欧洲观察室系上海欧洲学会主办的专项学术活动,由欧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欧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关时事热点,进行及时、多维、深入、前瞻地观察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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