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45分,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分别表彰其他们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威廉·诺德豪斯,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 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教授在耶鲁大学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
保罗·罗默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目前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他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在之前的诺奖经济学奖的预测中,这两位经济学家获奖就是热门,最终获奖可谓是众望所归。钱报记者也在第一时间采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潘士远教授和浙大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自斌副教授,请他们解读了这两位大咖为什么获奖,他们的研究理论对普通人又有什么意义?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他获奖秘籍就是企业是技术进步最大推动力
“对于诺德豪斯能否获奖,我一直不敢确定,但对于罗默一定能够获奖的信念,我是24年前就确定了的。”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的第一时间,就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动态。
“罗默获奖可谓是实至名归,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里面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潘士远教授告诉钱报记者,他现在给博士生安排的课程中,一半时间都在讲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它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了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这一生产函数与储蓄率不变,人口增长率不变,技术进步不变的假设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这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外生增长理论。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而保罗·罗默在1986年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自己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模型中,他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生产部门。罗默的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突出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其实际价值,这与事实相符。但是其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没有研究初始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对人力资本总量的不变的假定。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的最大推动力是企业,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潘士远教授表示,在内生经济理论的模型中,技术具有正的外部性。根据罗默的内生增长思想,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重要的是具备一种使新设计或创意能产生和使用的机制,这就要求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重视教育发展和科技投入、激励和保护创新,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
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从而说明了一定时期内投资收益率的现象和各国经济增长率的非收敛性及长期收益增长的原因。它承认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提高增长率的结论——这曾是传统理论一直否定的观点。
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以外,还有另外两个要素: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模型中所列入的劳动是指非熟练劳动,而人力资本则指熟练劳动,人力资本用正式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受教育时间长度来表示,这样,就把知识或教育水平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考虑进去了。
1990年,罗默又给出了第二个模型,其中假设有三种投入:资本、劳动、技术,经济中有两种类型的部门:研究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研究部门的投入是劳动力的一部分和已有的知识存量,产出是新技术;资本的变动反映为储蓄下来的总产出。
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凭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最终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潘士远教授还告诉记者,在某种程度上,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其实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2.0版本,因为它是在新古典主义关于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DICE和RICE气候变化模型让他获得诺奖
他的研究方向是环境经济学
“诺德豪斯的研究方向是资源环境经济学,倡导经济绿色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理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浙大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自斌副教授表示,诺德豪斯自2009年起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他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先驱,学术贡献很大。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环境经济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诺德豪斯教授先后建立了“区域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RICE)”模型和“气候和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碳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政策提供了优化的路径选择。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更好地预测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路径。”张自斌副教授告诉钱报记者,之前的很多经济模型中,很多都只考虑GDP,而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1972年,诺德豪斯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诺德豪斯的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在“绿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作为这一概念的先驱,应当被人铭记的。
“诺德豪斯教授的理论契合了中国现在的绿色发展理论,不论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是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等,都是诺德豪斯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应用。”张自斌教授告诉钱报记者,现在浙大的资源环境经济学在国内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学科,目前有人口资源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二级学科,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
其实,诺德豪斯教授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的合作者。按照萨老的说法,他自己年事已高,但希望他的教科书可以常葆青春,因此他需要有一位优秀的合作者来帮助他继续修订这部巨著。经过仔细物色,萨老最终决定由诺德豪斯教授来充当这个光荣的角色。于是,诺德豪斯教授的大名,也就随着这部经济学巨着的引入,而被中国的读者所认识和熟悉。不过,虽然诺德豪斯教授的名字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但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却很少被国内读者知晓。
(原标题《钱报记者连线浙大教授,解读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原作者张云山、章咪佳。编辑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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