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右)同丈夫、美国本土诗人保罗·安格尔在一起合影。 (资料片)

　　正逢秋盛,小城艾奥瓦被大片枫树林和玉米田拥裹着,远远望去一片丹朱明黄。

　　不少艾奥瓦市的居民都知道本城的中文叫法,但他们更喜欢“爱荷华”这个好听的名字。这是长居此地的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创意。荷花这个在中国文化里极美和清净的意象,似让小城添了几许诗情,能助人消解乡愁。曾受聂华苓之邀来此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毕飞宇说:“Iowa的汉译有两个,艾奥瓦和爱荷华。你写大麦和玉米,可以用艾奥瓦,但在文学界,只有一个名字,就是爱荷华。”

　　这个在位于美国中西部腹地的小城在华文世界闻名遐迩,它向着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一代代中国作家张开双臂,迄今已近40年。

　　用诗同中国对话

　　“白发苍苍的风吹了几千年,

　　把绿田上的红土吹进你的棕色眼睛

　　……

　　什么都打不垮他们。

　　他们消灭毁灭。

　　幸存这个词就意味着,中国人!

　　……

　　未来是一枚火箭,你骑上它出发。”

　　这些诗句节选自美国中西部著名本土诗人保罗·安格尔上世纪70年代末和妻子聂华苓二度访问中国后所写的诗篇《中国印象》。这位不懂中文的美国人,敏锐地观察着这个国家的往昔际遇和开始萌动的变化,用诗和这个国家进行对话。

　　个人经历和文化审美造就了聂华苓夫妇对中国的深刻感情,也解释了他们婚后致力于创建、推广“国际写作计划”,并邀请众多中国作家和诗人前往艾奥瓦州暂居写作的缘由。改革开放的中国带给他们的感受太过强烈,这让他们深深意识到通过项目了解中国文化发展情况,通过邀请中国文坛代表人物加强中美文学交流的重要性。

　　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宜昌,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三生三世”,见证了无数历史节点。谈起自己1978年首度归国返乡的经历,这位90多岁老人的眼睛仍熠熠生光。她告诉记者,自己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回国,就如愿见到了王蒙、冰心、艾青等作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说要见这些作家,结果都见到了,我就很高兴,知道他们开始开放了。老一代的作家我要知道,年轻作家我也要知道,过去的、现在的事情,我都要知道。”

　　用心和中国相知

　　迪比克大街1104号,位于半山腰的二层小楼“安寓”,粉墙上的镀金门牌已经褪色。这里是受邀来此参加项目的各国作家津津乐道之处,更是中国作家们在此地的文化“故园”。

　　很多中国作家参加项目要面临着语言、资金等方面的挑战。安格尔1991年过世后,项目的经费一度非常困难。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蓝回忆,为凑钱邀请中国作家赴美,聂华苓不得不向当地开餐馆、做生意的人求助集资。这位湖北姑娘的倔强发挥了作用,项目慢慢重见起色。

　　“好多中国作家来这边不会说英语,但我一定要请,让他们呼吸外面的空气。当年跟保罗创办这个项目,是为我们的理想——全世界作家的文学交流。我只管做,只要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就请他来。我一生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我还活着,我很高兴,对各国的作家,我还可以帮他们,比方说邀请中文作家。”聂华苓说。

　　更难能可贵的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对参加项目的每一位中国作家关怀备至,从签证到航班,事事亲自关心。他们到来后,又常常请他们来“安寓”做客、畅聊,帮助他们适应和理解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家何吉贤介绍,中国女作家丁玲来后,安格尔亲自给美国东部的每个常青藤学校写信推荐她,说她是中国文坛代表性人物,希望大学能邀请她演讲。而作家们也和安格尔夫妇结下了深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很个人的,也非常长久,萧乾、王安忆等作家多次来,丁玲称安格尔为‘中国的女婿’,还有作家依中国起名传统称其为‘安哥’,称聂华苓为‘中国昭君’,向夫妇二人赠送了不少丝绸衣服,意为‘昭君出塞,不可无丝’。”何吉贤说。

　　王晓蓝回忆:“母亲是个创办这个国际写作计划的人,他们(中国作家)跟国际写作计划的关系不仅是像其他人那样仅仅是参加,而是跟创始人接触很多,有很多文学的沟通,她本人又是个中国人,我想国际写作计划那么成功,对作家有那么大的影响,也是父母他们两个人(的缘故)。”

　　用文学见证中国发展

　　据项目副主任休·费勒介绍,自1967年项目成立以来,已有150多个国家的1400多名作家和诗人受邀来本地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来自中国的就有近50人,而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到此的。

　　这些作家在中文世界里赫赫有名,丁玲、艾青、王安忆、迟子建……其中更有些已具备世界级的知名度,比如莫言。他们都是聂华苓亲自挑选并邀请赴美的,项目让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走出国门,而这个以农业和写作闻名于世的小城,又带给他们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想象的美国印象。

　　“世界在向全球化趋进,地区差异在缩小,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1983年,来自任何国度的作家,都比我们有见识,都比我们沉着自如——他们比我们先期进入全球化,这命运里面,幸和不幸的成分都有。而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拥有护照,第一次搭乘国际航线,第一次在超级市场购物,第一次使用支票,第一次实地接触现代舞,第一次看电影007,第一次听猫王……现代性在爱荷华这世界一隅里全面上演,扑面而来,真有些挡不住,”曾参与项目的作家王安忆回忆说,“从爱荷华去到芝加哥、纽约、旧金山,方才知道我们来自乡下,是乡下人,我却庆幸自己第一次去到美国,就到美国的腹地,那里有一些更为本质性的生活,最典型的元素随进步潮流归集到某个中心漩涡,留下它们,在滞后的不变的表面底下,其实隐藏着起源和归宿。”

　　进入21世纪,来此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已很难再体会这种强烈的新鲜感,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他们在文化和视野上所受的冲击感更淡,在此安排的活动更加丰富,自身的表现也更为活跃。今年参加项目的中国诗人蔡天新告诉记者,自己有多国游历经历,英语日常交流没有问题,跟早期出来的前辈作家相比,更多一些国际的视野,再加上没有太多经济方面的限制,因而更能跟这边的作家们打成一片。“因为难得来,我把这边的活动安排得比在国内还要多一点,这次有11个城市邀请我去做讲座,其他国家的作家一个都没有。”参加项目的香港诗人周汉辉和台湾作家黄宗凯对蔡天新由衷“膜拜”,他们说,蔡天新相比他们英语水平更高、活动能力更强、对外交往经验更加丰富,能够较快地进入和适应环境。用聂华苓的话说:“当年我请的作家跟现在当然不同,当年的还有些小心翼翼,现在的就很开放了。”

　　受邀来此的中国作家们的表现也深获主办方认可,在参加过项目的各国作家中,迄今有两人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外,就是中国作家莫言。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梅瑞尔(Merrill)非常欣赏中国作家和诗人们,他告诉记者,中国诗人西川的作品重塑了他对诗的看法,莫言、苏童、李锐的小说更深刻影响了他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理解。

　　“中国文学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刻更复杂的理解。人们很容易陷入对他人的成见之中,文学就是要打破这些成见。当我读莫言的《生死疲劳》时,我对中国过去50年的历史有了非常不同的感受,这既是因为莫言是个很有趣的作家,也是因为他的想象力非常奇崛丰富,我因此而理解了一个和我之前看法很不一样的中国。这种收获不仅发生在我和中国作家的谈话中,也发生在我去中国的时候,以及阅读中国作家出色作品的时候。想要成为21世纪的作家,你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费勒说:“中国的作家们一直是项目和平和对话的来源,也是我们项目的一大宝贵财富。”

　　何吉贤认为,在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方面,聂华苓对于世界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也很有启发。她选择邀请的作家中,有好几位常在作品中用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段、节点来讲述中国人的人生际遇和发生的精神变化。“她偏重于选择这种作家,希望他们能多讲述20世纪中国的故事。现在的莫言、苏童、格非、贾平凹等50后作家和70后的乔叶还有这种传统,可是新的作家中这种情怀和写作偏重已经少见,现在中国发展了,更需要讲好20世纪的故事。”

　　用心愿为中美交流“开窗”

　　近年来,项目中对华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除邀请中国作家赴美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作家和学生也开始前往中国。梅瑞尔如数家珍:“‘发现的生活’活动让中美不同少数民族的作家一起工作,并来到对方的国家住一阵,他们会开展联合写作,讨论中美文本,举办各种活动。在上海,我们邀请了中美剧作家就一个共同主题进行创作,并双语翻译,然后同时在上海和艾奥瓦上演这些剧本,并集结成书,取名‘中国之翼’。”

　　而中国作家也对项目评价很高。2006年受邀参加的作家毕飞宇认为,参加项目让他相信文学可教,他的许多教学方法也收获于此。“在艾奥瓦,文学教育其实就是一句话,平等地对话。这不只是技术的问题,也是文学的世界观问题,没有权威,也没有必须接受的文学真理,大家都是参与者,讨论者,探求者。文学可以教,但不是向具体的教授学习,而是向具体的实践学习,在讨论中修改,在讨论中完善。”

　　2005年参加项目的女作家迟子建则认为,项目安排了不少文学座谈,如性别与写作问题、怎样描写恐怖、想象与现实的关系等等,对她的写作很有启发性。“因为作家们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听他们发言,等于是构建一个文学版图的世界,文学的富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全成正比,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中国作家现在并不缺乏看世界的窗口,但艾奥瓦的这扇文学之窗,依然是最大而最明亮的。而且这扇窗,也是中国作家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扇窗口,聂华苓居功至伟。这个项目的最积极意义,是以文学的方式,接近着我们梦想中的这个世界的和平。”迟子建说。

　　谈到自己的遗憾,毕飞宇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外语都不好,如果我们的外语再好一些,我们的交流会更加流畅。”(记者朱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