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李虹】“历史，源于意志和机缘的相会。”深秋的北京，黄叶铺就的小路上，穿着西服、戴着围巾的法国医生贝石涛(法文名为让-路易·贝熙业)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说道。我们聊的是关于他父亲——贝熙业，一位在中国生活了41年的法国军医。贝石涛在他的前半生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83岁那年他才出生，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直到近几年，他第一次走进北京西山的贝家花园——父亲当年的家，遇到父亲医治过的病人，那段被掩藏几十年的斑驳往事渐渐显露出来，他才知道父亲当年在中国曾经轰轰烈烈地做过那么多不平凡的事，“今年是父亲逝世60周年，是时候了，我要讲出这段历史。”

　　北京西山有个贝家花园

　　让-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出生于一个法国普通教师家庭。从医学院毕业后，他没有留在法国大城市，而是主动要求作为军医派往法国殖民地，他先后赴塞内加尔、印度、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从医。1913年他来到中国，没想到这一呆就是41年。

　　贝熙业先后担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圣米歇尔医院大夫、燕京大学校医、北堂医院院长等职，是民国初期最知名的外国医生，被人们称为“贝大夫”。1917年，北京爆发大规模鼠疫，外国使馆区组织了防疫，贝熙业是使馆区医疗总指挥，他第一个把防疫疫苗引进到中国。他担任过总统府医师，病人包括袁世凯、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人，还有汪精卫、九世班禅、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因为医术超群，袁世凯甚至给贝熙业颁发了三等文虎勋章奖状。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前请的最后一位医生是贝熙业。然而袁世凯病入膏肓，神仙也无力回春。因为有替袁世凯治病的这段经历，贝熙业在京城外国人圈子中被称为“皇帝的医生”。此外，贝熙业还见证了孙中山的临终时刻，因为孙中山的德国医生束手无策，贝熙业被请去医治。

　　他一方面为达官显贵看病，一方面又为当地百姓治疗，对于付不起药费的穷人分文不取。贝熙业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北京西山度过的，在这里有他的家——贝家花园，这是贝熙业当年主持修建的。贝家花园共有三处建筑，村口的一栋三层碉楼是贝大夫接诊病人的场所。贝熙业起居的北大房是一栋二层小楼，房后也建有碉楼一栋。楼前花园，藤架、喷水池，是典型的西方建筑模式。南大房是一栋平房，是贝熙业吃饭和宴请朋友的地方。房前面有一块空场，视野开阔，在此可以观赏到京城西部的景色。

　　贝家花园建成之日，当地村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前来庆祝。贝熙业十分感动，特意穿上正装在门口迎接乡亲。贝家花园的碉楼原本为防盗所建，贝熙业却将其改为诊所，一楼是候诊室，二楼为诊室，三楼成了药房，为周围村民免费治病。不需要设备，靠药物治疗的常见病如结核、哮喘等，以及一般的外科病都可以在这里诊治;而大的外科手术，无法在这里进行时，他就把病人接到城里的法国医院。有些药在当时非常稀缺和昂贵，贝熙业甚至自掏腰包，不让穷苦的村民出一分钱。他用为城里有钱人看病挣来的钱，救济西山的贫苦中国百姓，外国朋友给他起了个外号——“西山的罗宾汉”。

　　贝家花园碉楼正门上悬石匾“济世之医”，是贝大夫好友李石曾手书，铭文曰：“贝熙业大夫医学精深，名举中外，无待吾人为之介绍。先生更热心社会，此或非所不知，但温泉一带，多能道之。温泉颂有云：济世之医，救民之命。虽为断章取义，适合于先生。”夏天的西山多雨，山路经常被冲坏，贝熙业的车因此会经常被困在贝家花园山脚下无法行动，后来温泉中学师生集资，在此处建起了一座石头小桥，并起名“贝大夫桥”，还把名字刻在了桥上。贝熙业非常感动，还特意来到桥上合影留念。

　　用自行车开辟一条“驼峰航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贝熙业第一时间奔赴战场，第一时间救治中国伤员。贝石涛家里现存的一幅历史照片显示，贝大夫曾经与八路军战士在一起，背后是贝熙业的法文注释：“1939，八路，在北安河”。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贝熙业代表外国驻京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不久，受共产党北平地下交通员委托，从大甜水井胡同16号的旧宅住所秘密运送药品到西郊贝家花园，再辗转运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白求恩大夫所使用的药品正是贝熙业运送的。

　　那时抗日根据地物资紧张，尤其是药品奇缺，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对药品控制很严，尤其是西药严禁流入根据地，一旦发现立即以死罪论处。贝熙业是北平的名医，又是法国人，享有外交特权。日本人知道他在西山有别墅，运送药物也是正常，因此网开一面。为了更好地完成运送药品的任务，贝大夫买了辆小汽车。贝熙业的车挂着使馆的牌照，日本人只能放行，车一路开到贝家花园，地下交通员早已等候多时，接到药以后，他们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把药品运到根据地。几天之后，这些连香港、上海都比较难见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摆在了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白求恩大夫十分惊讶，连声称赞“了不起，真了不起!”

　　贝熙业司机的儿子梅洪崑清楚记得贝大夫取药送药的过程，他说贝大夫给八路军送药至少有十几次，“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爸开车之前，总提着个书包，那书包任何人不准动的。我妈说你又上哪去？他就一比划，后来我大了才琢磨明白，这一比划的意思是八路军。”除了送药，贝熙业大夫还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

　　后来，作为战略物资的汽油奇缺，贝熙业的汽车没法开了，为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骑着载有几十斤的药品的自行车，从北平城里出发，骑行六七十里，把药运送到西山，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当时，通往西山的公路是土路，坑洼不平，遇到雨雪天更是泥泞难行，其中劳苦可想而知。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八字胡的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2014年3月，中法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访法时发表讲演，多次提到了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贝家花园还曾做过地下党的联络站，架设过秘密电台。英国人林迈可在他的书《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中，曾经详细讲述了他和贝家花园的一段往事：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在北平燕京大学执教的林迈可教授因同情和帮助八路军而遭到日本军警的搜捕，他逃离燕园后就是先到达贝家花园，然后与八路军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开始了他的抗战生涯。在林迈可的帮助下，1944年9月，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 “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

　　迟来的忘年之恋

　　贝熙业的法国妻子1923年因病去世，他此后一直单身，直到1950年77岁的贝熙业遇到26岁的吴似丹。吴似丹生长于北京一个富裕家庭，其父吴明远时为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吴家是吴佩孚的远亲。吴似丹从小酷爱书画，毕业后在北平举办过几次画展，经常去西山写生，时常出入贝家花园。她看到贝熙业帮助村民无偿治病深受感动，主动提出要做医生的助手。抗战期间和抗战后，经常有八路军和解放军伤病员到贝家花园就诊，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盘查得很紧，手术只能在自家诊所秘密进行，吴似丹自告奋勇打起下手来。周围的村民们都把她当成贝家诊所的护士。

　　1947年的一天下午，贝熙业送走刚刚看完的一个病人，忽然觉得头晕目眩，一下倒在了地上，继而面色青紫，呼吸困难。吴似丹立即打电话请来医生。经诊断，贝熙业患了心肌梗塞，幸亏治疗及时，才保住了生命。在吴似丹照料下，贝熙业很快恢复了健康。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称吴似丹为“我亲爱的丹”“她为我打开了中国文化的大门，我看到了中国音乐戏曲书画的精妙”，她是一位“不畏凶险、充满怜悯和爱心的天使”。而吴似丹说起当时的情况也谈道：“我好像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过去，她是生活在一个象牙塔内，而走进西山认识贝熙业，她看到了人生百态，看到一个复杂但是更为宽广的世界，她从救助他人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价值。

　　贝熙业这次死里逃生也让吴似丹下决心用一辈子照顾这个大半生都献给中国的法国老人。1952年，两人抛弃世俗的偏见结婚了。那一年，贝熙业80岁，吴似丹28岁。吴似丹家人十分不满，很长时间断绝了来往。贝熙业的两个女儿也不接受吴似丹，贝熙业请好朋友法国汉学家铎尔孟分别给两个女儿写信：“至于似丹，我必须声明，她完全是诚心诚意的，是真诚而无图谋的……对于一个中国女子来说，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被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连在一起，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婚后的生活幸福平静，贝熙业曾打算在中国终老，他甚至为自己选好墓地。然而1954年，他却因牵扯到一起“间谍案”而被要求在一个月内离开中国，而妻子必须留下。无奈、无助的贝熙业只好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那时周总理正在日内瓦开会，但他还是签署了通行令，吴似丹才得以一同离开。

　　多年后，贝熙业的亲友仍记得，时年82岁的他携吴似丹踏上法国时的情景：船到马赛港，岸边挤满接船的人，众多西装革履的乘客中，一对男女与众不同。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高鼻深目，皓髯垂胸，却一身中式长袍。他身旁女子，则是年轻纤瘦的东方容貌。在法国，贝熙业没有积蓄，更无人知晓他在中国的传奇故事，可以说穷困潦倒。幸运的是，1955年上天赐给这对夫妇一个儿子，也就是贝石涛。1958年贝熙业在法国家中去世，享年86岁。

　　贝石涛告诉记者，前两年他在整理父亲资料时，发现一张贝熙业写于1953年的便条,“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这大概就是命运使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