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调查真相水落石出，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称徐医附院)在经历一场“丢肾”风波后，终于走出舆论漩涡。舆情逐渐平息，也留给人们思考。“找回”肾脏的同时，在舆情发酵中“丢失”的医患信任，更需要每个人共同守护。
“太突然了！”这是“肾丢失”事件刚刚曝出时，徐医附院医务处处长杨煜的第一反应。5月5日，安徽某媒体的大篇幅报道引爆舆论，报道称：安徽患者刘永伟在徐医附院手术后，发现右肾缺失，多方询问，无果。经网络媒体大量转载，一时间，“我的右肾去哪儿了”成为全国热议话题。虽然该文并未明指医生对肾脏做了手脚，但“离奇失踪”“荒诞”等表述依然引起公众广泛猜疑：是不是医生摘除患者器官进行非法交易？
巨大的压力，如潮水一般涌向当事医生和医院。徐医附院宣传部门负责人坦言，这是他们建院以来遇到的最大一次舆情。在公众质疑的同时，一些医务工作者在网上发声，明确指出医生在手术中“偷肾”不太可能。不过，这并未打消人们的疑虑，对相关医生甚至医疗行业的不信任弥漫网上。众声喧哗中，医患关系因这起事件更显脆弱。
“我们要及时用事实回应。”谈及此次舆情处置，杨煜认为真相最有力量。5日当天，徐医附院即发表声明，称报道内容失实，并附上两张CT影像，以证明患者右肾在术后依然存在。徐州市卫计委也组成调查组进驻医院调查。次日，医院举行记者见面会，回答公众疑问。
医院的表态，让此事发生戏剧性反转。此时，舆论又把患者和相关媒体推到风口浪尖。随后，患者被调查组带到第三方机构检查，10日夜间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刘永伟的右肾并未“丢失”，是因为外伤出现萎缩；11日，徐医附院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事件中个别媒体及记者责任的权利”。杨煜表示，如果相关记者在报道前能向医院求证，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一连串争议。
至此，医院在这件事上找回清白。可是，他们对于医患纠纷的困惑却并未减少。杨煜直言，出现医患纠纷很正常，患者可通过医院调解机构、市调解中心以及司法渠道等途径解决。当前，“医闹”问题最令医院头疼。以前主要是堵医院大门的“武闹”，现在表现为通过网络发帖的“文闹”。部分患者不专业、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表达，往往在网上广泛传播，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很容易引发网上非理性情绪爆发。
闹，虽只属个例，但背后折射出医患互信缺失。无论“贪婪的、不负责任的医生”，还是“无理取闹、讹钱的患者”，这样的医患形象都是标签化思维的产物，一旦碰上“触发点”，便可能造成医患对立情绪的爆发，而且影响对医患正常诉求的反映和处置。建立彼此的信任，需要双方共同理性面对纠纷，让信息表达更加及时、透明、准确。哪怕双方做不到互信，但只要控制情绪，就事论事，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也许会减少相互猜疑。对于公众来说，偏激的指责甚至谩骂，只会进一步撕裂医患关系，而无益于问题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医患矛盾，只要媒体报道站在患者这一边，都会被极少数医生斥为“无良记者”“无良媒体”。对媒体此次报道，徐州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颇有微词，“现在媒体都是瞎胡乱报道，没事找事”。
“肾丢失”事件，没有赢家，不仅医院形象被“抹黑”，部分媒体公信力受影响，患者本人同样受伤害。刘永伟想知道“右肾缺失”的原因，这诉求很合理。可事件最终的发展，却让他在身体的病痛之外又多了舆论的压力。他无法逃避这一切。
当记者13日联系刘永伟时，他又在安徽合肥的一家医院求医问药。“现在右肾这样了，左肾也有问题，情况不太好。”刘永伟在检查后告诉记者，他出现了尿血的状况，而且原来的伤口也有感染，合肥的这家医院考虑到手术风险比较大，并不愿“接招”。“我就要等死吗？各种误解和猜测让情况更糟，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谁能帮我治病。”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刘行芳认为，媒体抢在第一时间发声，没问题，但一定要准确、严谨，在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务必多方求证，慎下结论，不能偏信一方，助长非理性情绪。很多事件是个过程，不断会有新的信息释放，记者应避免先入为主，必须敬畏事实，不要急于当裁判。不管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要反思如何在社会热点事件报道中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本报记者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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