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郑磊“火”了——为了给学生争取署名权而不惜从某核心期刊撤稿。郑磊的这一举动引来了媒体、朋友、学生的一片“怒赞”。
6月15日，郑磊在朋友圈“吐槽”：“和硕士生合写一篇关于开放数据的论文，做了大半年，有一家核心期刊来约稿，又编辑了好几轮，原本这个月就可以发表。对方主编却突然提出除非是博士生，硕士生不能联合署名，只能留下老师名字。刚和学生商量了一下，我决定：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了。评上职称可以晚几年，但和学生的情谊和作为老师的原则不能退让。” 当天，郑磊在朋友圈收获了史上最多的341个“赞”。这两天陆陆续续有朋友重刷他的朋友圈，他积累了“数不清”的“赞”。
尽管过几年郑磊就要评职称了，他也知道“今年少发表一篇文章，到时没人会听这篇少发的文章背后的故事”。今天，郑磊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此前对于是否“撤下学生名字独自发稿”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良心过意不去，决定撤稿。
核心期刊为什么“以级别取人”？
一名长期在社科类核心期刊工作的编辑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我国的核心期刊领域，“不给本科生或研究生署名”的现象并不多见，“一般都是尊重作者的”。
对于发生在郑磊及其学生身上的“不予署名”事件，这名编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核心期刊编辑中存在的一种“抵制现象”，“因为现在不少高校都对学生发表文章都有要求，但不排除有的学生文章质量低，所以有的老师为了帮忙，自己的文章挂上学生的名字。这种情况，编辑是抵制的。”
不过，郑磊说，他所在的学院前几年就已经取消了研究生必须发表核心文章才能毕业的规定，他和他的学生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的大学老师和学生，也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一名211大学材料专业博士生告诉记者，更多的实际情况是，一些有名的老师会接到核心期刊的邀请撰写文章，而老师因为没有时间，会让学生帮忙写，最后发表文章时，尽管文章水平一般，但期刊往往更愿意“只署老师的名字”，“因为老师的名气大”。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一位教育部所属高校的文理交叉学科讲师的认同。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名气越大的老师，约稿越多，而这类老师中有些并不坚守原则，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很多文章，这些文章多数都是学生写的，“你常常会在核心期刊上看到，有的‘大家’发表的观点，很站不住脚，也没有数据、研究来支撑。这种文章不应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更适合发在报纸等媒体上，因为只是他的观点而已，不是研究。”
受欢迎的“大家”，有的并不珍惜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但那些正在求学中的学生，却对核心期刊趋之若鹜。一来，有些学校确实对论文发表有“硬指标”；二来，年轻人有更多精力，也更愿意将近年来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运用起来，用数据和科学研究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郑磊至今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跟着导师发表论文时的情形，“我的名字被印在了一本重要的核心期刊上。这对当时的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郑磊也想把这种“被激励”的机会给予自己的学生们。他认为，有些学生的文章质量很高，比一些所谓“大家”的文章更前沿。但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这种行为有些“傻”。
“确实有把学生当工具的老师，有的级别还很高，我也看不惯。”郑磊说，在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过程中，有一种默认的评审规则——发表文章，最好是单独署名的，写了学生名字就好像是学生写一样。
这种“潜规则”倒“逼”一些与学生合作且愿意给学生署名的老师找学生商量——你看，老师要评教授、副教授，你这次就不要署名了？
如果学生同意了，老师一般会给予学生一些补偿，比如文末致谢或其他形式。
“通讯作者”制度能否引入到社科领域
郑磊认为自己远谈不上是“中国好导师”，因为在他身边，就有很多愿意给学生署名的好老师，“我的导师是这么对我的，我是这么对我的学生的，我的学生现在做老师了，他们也是这么对现在的学生的。”
问题并不是出在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编辑身上，问题的根源或许在于高校教师的评价机制——决定一个老师能否当教授或者副教授的“指挥棒”。
郑磊认为，理科领域常用的“通讯作者”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科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般在社科领域，学校只承认老师单独发表或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文章；但在理工科领域，还有一个“通讯作者”的身份，也能得到认可。通讯作者往往指课题的总负责人，通讯作者是课题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在理工科领域，通讯作者通常为一个声望较高的老师。
郑磊告诉记者，他在微信朋友圈吐槽后，很多理工科的学生和老师都觉得很惊讶，他们在评论中提出了“通讯作者”的观点，“通讯作者与第一作者一样，在评职称时都是有用的，两者不冲突。”
郑磊早年在国外做研究时就当过“通讯作者”。2009年回国后，他的“通讯作者”署名文章也曾一度不被学院认可。后经反复沟通，查询国外通讯作者相关待遇和文件后，才被学院接受，“但并不是每一个学院、每一所学校都能接受。”
那位211大学的材料学博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通讯作者”在国内理科领域的含金量也并不是那么高，“国内对通讯作者‘负责人’的定义比较模糊，有些‘小老板’给你改改文章，也能当通讯作者。所以在副教授评教授的阶段，肯定还是要看第一作者。”
他解释，一般一个课题组有一个大老板(直接导师，记者注)和两个小老板(副教授或讲师，记者注)，而一篇论文最多可以有3个通讯作者署名，“一般至少署两个通讯作者。”
因此，他认为，“通讯作者”制度即使被引入社科领域，也会遭遇和理工科一样的情况——含金量降低，“只有第一作者才是’硬通货’”。
“匿名评审”至少能让好文章“上线”
一方面是老师是否愿意给学生署名，保障年轻人权益；另一方面，是核心期刊是否能给那些籍籍无名的在校学生一个发表文章的机会，让好文章露头。
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是，青年学生没有名气，发稿机会也就少之又少；而一些名气很大的知名学者，观点虽然早就不新，学术研究也并非前沿，却坐享大把的版面。
郑磊说，这种“不看文章质量，只看出身”的做法，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无益，“一方面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又压制年轻人，先进的知识被级别压了下去。”
发达国家长期使用的“匿名评审”制度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一位作者将稿件投给某个核心期刊，决定这篇文章能否发表的，并不应该是这个期刊的主编或者编辑。而是应该在编辑进行初步判断后，隐匿作者姓名分别把文章发送给3到5位业内专家，由专家出具评审意见。
这一过程中，“双盲”很重要。即专家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作者也不知道应邀参评的是哪几位专家。 评审结束后，编辑负责将专家的评审意见匿名发送给作者，并附上“拒绝、小改动或者大改动”的建议。
而在我国，目前只有极少部分的核心期刊引入“匿名评审”机制，大多数核心期刊还处在最为原始的“编辑决定制”时期。一篇文章好不好、发不发，编辑或者主编说了算。
这种机制一方面使得核心期刊的专业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发文章寻租”现象。用钱或者用关系，就能“摆平”一篇文章的发表。
郑磊告诉记者，他认识的一些期刊编辑，很多内心都愿意当一个“好编辑”坚持学术原则，但很多时候，主管领导、朋友、官员、老师拜托过来，编辑们也很为难，“永远找不出最好的理由来拒绝。”本报上海6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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