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1931年的一份手稿——《文件处置办法》。起草该文件4年后,年仅36岁的瞿秋白慷慨就义。这份中共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7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瞿秋白特别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时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两年时间里,撰写了数十篇通讯和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状况。1921年5月,他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1月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他译配的中文版《国际歌》,法文“国际”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一直沿用到今天。同年7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结束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8月回到上海,随后再次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年1月,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参加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这一《文件处置办法》成为中共第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瞿秋白这样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们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胡锦武、崔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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