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亮，今年73岁，顺义九中退休教师。

　　最近50年，这个身形极像马三立的瘦老头一直在忙两件事——退休前，忙着推广“普通话”；退休后，则忙着收集“京片子”。

　　周长亮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出生在崇文门一带，后在顺义长大、工作，一张嘴，标准普通话，流利京片子，纯正顺义音儿，无缝转换。

　　打小儿，周长亮就喜欢学语文，上小学时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他梦想着能成为作家，为北京人著书立传。

　　高考前，父亲把周长亮单独叫进屋里，指着一堆修鞋、打铁的家伙什儿，很正式地说：“都给你准备好了，考不好，咱就回家，这几样手艺你随便挑一种，后半辈子不愁养不活自己。”父亲本来是为了给儿子减压，没想到周长亮倒背起了包袱。走进考场，周长亮真的慌了，心里莫名奇妙地总在哼哼“洪湖水呀浪打浪……”最拿手的作文竟提笔难书。

　　“不会真去当修鞋匠了吧。”走出考场，周长亮真好似洪湖水搂头浇下。所幸，他志愿服从分配，最终被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录取。

　　1965年，周长亮走上讲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别看周长亮一口京片子，可上了讲台，他说话从不吞音，连儿化音都很少，说的是标准普通话。“咱是教书的，要是说话都带着方言，讲不好普通话，会误人子弟的。”周长亮不仅要求自己上课时说普通话，还建议其他教师一起推广普通话。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汉语拼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北京教师们在课堂上常犯的习惯方言读法错误，例如疾(jī)[应为jí]病、辐(fǔ)[应为fú]射、教室(shǐ)[应为shì]、穴(xuè）[应为xué]位、速(sú）[应为sù]度等。

　　后来，区里请周长亮担任顺义区专任教师普通话测试总辅导员。一天晚上，顺义区一所中学校长找周长亮帮忙。原来，该校有位年轻的初中教师是湖北人，课教得很好，还是优秀班主任，但就是讲不好普通话，如果普通话测试达不到二级乙等的标准，当老师都没资格了。

　　听了这位年轻老师搀杂着乡音的普通话，周长亮皱了皱眉头，“真难为学生上课还能听明白！”此后一连7天，周长亮天天登门儿，逐字逐句地给这位教师纠音，终于帮他通过了普通话测试。

　　退休后，周长亮被聘为北京市社会用字义务监督员，继续和语言文字较真儿。

　　顺义区有家知名商场，好不容易花钱请一位大书法家题写牌匾，用了繁体字，不符合规定，周长亮给提了意见，商场只好更换了牌匾。后来，商场管事的托人捎来句话：“周老师，您这一句话，害我丢了10万元！”周长亮嘿嘿一笑：“语言文字靠咱们传承呢，不较真儿可不行。”

　　如今，北京学校里说不好普通话的教师不多了，周长亮却笑不起来，他发现身边曾经熟悉的京片子越来越少，这让他很伤心。

　　根据《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调查显示，北京中学生对于北京话的认知程度日渐式微。对此，专家解释，这与全市总人口中“老北京”比例下降以及北京国际化、现代化步伐加快都有关系。

　　“老北京话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和传承，要是老北京话真的消失了，那就太可惜了。”已至古稀的周长亮，开始为“京片子”忙碌。

　　2012年底，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北京库开始建设，抢救、整理老北京话。去年，周长亮被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选中为“顺义音”的发音人，教授说周长亮的“口音”是“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方言”。

　　整整一周，周长亮每天起早贪黑，扎在封闭的录音棚里，他需要用顺义方言清晰地读出6000个词条和全区480多个村名。

　　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活儿。仅词条就涉及时间方位、植物动物等10余项内容，而且，顺义方言中的很多表述与普通话不一样。比如“我们”，顺义方言读为“wǎn men”；“麻雀”，顺义方言中就包括“家雀(qiǎor)”“家贼”“家仓”等不同叫法；“公驴”“母驴”“公猫”三个词，在顺义方言中则有“叫驴”“草驴”“狼猫”等不同称谓……

　　录制时，要是一不留神没读成顺义语音，就得重录。一天录下来，口干舌燥，周长亮出了录音棚，懒得动嘴皮子。

　　虽然挺累，但周长亮觉得挺值。“多少年以后，人们听的是我读的顺义音，想想都激动。”

　　除了录音，周长亮还忙着编书，他要编写一部《顺义方言土语概览》，把毕生搜集整理来的顺义方言土语汇集成册，为后人留下“京片子”的模样，计划编1.2万多个词条，不少于60万字。现在，他已诠释了3000多个词条，光“不”字开头的土语就有71个，如“不对茬儿”、“不够念儿”、“不大离儿”、“不识闲儿”……

　　“这些词条都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的，词典里有的，一概不收。”周长亮深吸一口烟，拍了拍书稿，“有生之年，一定要编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