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国庆假日旅游市场信息报告，国庆长假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量高峰，发送旅客1400万人次，同比增加11.6%。民航旅客运输量比去年同日增长6.4%，单日始发游客量达96.5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与这种大数据对应的，是那些继续被重复的新闻:长假里的“不文明”:随意丢弃垃圾、攀爬峭壁、吸烟打牌;广西一景区14名游客被马蜂蜇伤，景点被暂时关闭;国庆首日:108公里用6小时， 服务区男厕被女士占领……

　　这些新闻其实都堪称旧闻，每年被关注，却似乎每年都在重复。然而必须承认，短时间内以亿为单位的人口流动规模和消费活动的井喷，对于常规社会资源和管理的挑战不容小觑。由此出现一些失范，还宜以平常心看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并无可反思和改进之处。

　　人们吐槽统一集中休假模式带来的人口集中流动时，大多侧重的是其负面影响，如对于既有社会秩序和管理的考验，特别是拥堵带来了巨大社会资源的消耗与浪费。因而呼吁落实带薪休假，令国民的休假选择多元化，几乎是每年黄金周的最强音。这种建议当然必要，但对于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社会而言，长假期间人口集中流动的压力，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恐怕都会存在。纵使在日本、欧洲等一些公共假期充裕的国家，每到公共假期，也还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

　　所以，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黄金周的“拥堵”。

　　第一，纵使对黄金周期间的拥堵有着充分的心理预期，仍有如此多的人选择上路，除了休假时间选择上的无奈，说到底与国民休假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有着直接关系。而这种普遍性的消费诉求和较高的消费能力，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福音。就此而言，一方面固然要从休假制度的优化上，化解集中出行的刚需，但另一方面还有必要推进包括休闲、旅游等在内的第三产业的供给侧改革，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休假的形式上有更多的选择，亦有助于一放假就拥堵的尴尬的化解。

　　第二，人口集中流动暴露的问题，除了社会管理方面漏洞，也同样有诸如乱扔垃圾、涂鸦等游客不文明行为。不少人会认为，这是国民素质差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其实从现代旅游这种公共出游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与其说是国民素质差，不若更具体地说是国民公共素养意识的偏差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并有了越来越多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行动，这个过程，其实就发挥了一种国民公共素养的历练作用。那么，当集中出行中越来越多的不文明行为被发现，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舆论压力，这本身就堪称是一种公共文明的发育过程。

　　第三，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心态得到演练与提升。近年来，黄金周期间屡有“大新闻”曝出，如去年的“青岛大虾”事件。但整体而言，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市场监管的加码，这类新闻只会越来越少。而更为重要的是，黄金周对常规管理秩序的挑战，也将使得监管部门的管理心态得到潜移默化的改变，那种依靠提前掌控、由管制代替管理的封闭管理思维和手段，将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它更考验的是管理上的灵敏度、开放性与应急反应能力。

　　总而言之，黄金周作用于整个社会运转体系，其“拥堵”状况，一方面令公共生活中的诸多缺陷被放大和一览无余，但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给社会系统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契机。当然，由问题转化为进步的动力，其效率端赖社会各方，尤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修正意识和行动能力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