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拨款一层一层往下，都是有成本的。一方面是执行、管理、派发的成本;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包括村级两委)都有能力和意愿截留。

　　不久前，四川资阳市安岳县白塔寺乡增花村，一位村民拨打《华西都市报》“监督进行时”热线028-96111，反映村民到村里办事，村干部均会暗示请吃饭或者送红包。该村一位小组长直言，办事请村上、乡上“领导”吃饭已成为该村的“风俗”。村里63岁的孤寡老人钟广福，为了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花了600多元请村、乡干部吃饭，给他们买烟。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跟几乎所有人一样，对贫困农民的弱势感到同情，对村官的贪婪表达痛斥，也对乡村政治生态深表担忧。五保户是国家扶助的对象，这些雁过拔毛的村干部实在可恨至极。对于这样的事情，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是不会陌生的。我生长在水库边，原先村子里的良田被淹没，每年都会有一定补助，直到前些年，这些补助由国家直接发放到各个农民的银行卡，雁过拔毛的事情才算终结。

　　从笔者家乡的案例来看，国家通过金融+信息的手段，最终制止了雁过拔毛这种行为。由于每个农民都开始有了存折或借记卡，所以，扶贫机构可以与农民直接发生信息和金钱的流通。这种越过大部分官僚层级，甚至越过村干部的补贴手段，最终达到了足额、准时发放的效果。

　　《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一组关于贫困县竞争的报道，讲述的是最贫困的县因为太穷而未能评上贫困县。这当然是非常讽刺的。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贫困县的评选权力掌握在一定的组织手里，标准的设立、认定，权重和打分，这些都掌握在某一些具体的人和机构手里。任何县想要获得这个帽子，就一定要经过他们的认证。可以预见，这些评选工作本身并不足够公开透明，无法引入足够的监督力量。于是，并不那么贫困的县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进行打点，从而获得国家拨款。

　　在贫困县的竞争中，我看到了与五保户不太一样的情况。笔者不清楚是报道不够深入，还是真的不一样。不过，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只要评选本身不够充分公开、公正和公平，缺乏相应的有效监督措施。那么，无论是贫困县还是贫困农民，许多都会选择行贿评委会，因为这是最优选择。如果没有请客招待，一旦这些干部给你使点坏，重则取消你的五保户资格，轻则延迟款项发放，都足够农民喝一壶的了。有道是，这些村干部未必能够为贫困的农民谋福利，但一定能够对他们进行干扰。

　　在笔者家乡，国家直接将款项发放到灾民手中，看起来十分成功。但实际上，这是对基层政治生态的不信任，对部分村干部的一种失望。国家意识到，任何拨款一层一层往下，都是有成本的。一方面是执行、管理、派发的成本;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包括村级两委)都有能力和意愿截留。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级权力机构，本质上都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在高层和底层之间，他们可以利用信息差和权力差。

　　所以，假设五保户在每隔三年的村干部选举中拥有真正的投票权，那么类似的请客也许就可以避免。更大胆地说一句，假设五保户的投票本身已经足够重要，但上级补助发放过程耗费了村干部很大心力，譬如是村干部帮忙争取了五保户的资格，那么问题可能更加复杂化了。

　　总的来说，在看到这起新闻之后，愤怒和同情是非常自然的。但除了愤怒和同情，笔者也在反思，我真的理解农村的政治生态吗?我是否能够真正进入五保户和村干部的语境，去理解他们行为的动力来源?当然，这不是为雁过拔毛辩护，而是希望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地来看待这一问题。(王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