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今晚全部结束，较早进行的“首尾之战”广州恒大客场6∶0大胜石家庄永昌，前者的卫冕和后者的降级都只是时间问题——这场比赛恒大本土射手郜林表现出良好竞技状态，进球和助攻均恰到好处。此外，一场江苏苏宁与上海上港的强强对话以江苏苏宁2∶1获胜告终，吴曦的远射进球相当精彩。

　　因此，有球迷忍不住悲愤发问，为何在12强赛中毫无作为的国脚们回到联赛之后竟然如此勇猛？是国家队主教练阵容安排有误还是12强对手的实力太强？

　　对于向来不乏黑色幽默的中国足球而言，这些问题太专业——说主教练阵容安排有误的，依据是客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12强赛，高洪波首发名单当中竟然只有冯潇霆1人来自中超联赛前三名球队，而后防线上居然有久疏战阵的老将；说12强对手实力太强的依据是，无论和韩国球员、伊朗球员，还是和叙利亚球员和乌兹别克斯坦球员相比，国足球员传接球基本功和跑位意识基本上还处于业余水准。

　　所谓“法不责众”，既然球员不能“连窝端掉”，那就只能拿主教练“开刀”。主教练高洪波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4轮比赛拿1分”过于糟糕，只有主动请辞一条路好走，而中国足协的被动之处在于，外界有舆论认为是“足协领导暗示高洪波辞职”。

　　据记者了解，中国足协领导毫无必要也确实不曾“暗示”高洪波辞职，这正如足协领导明知“换帅”救不了中国足球但现在只能“换帅”一样——明知无效且无望，却必须表现出来力求“有所改变”的积极态度。

　　“福地”没“福气”，中国足球忘了“规划”

　　暂别12强赛，把视线收回到中超联赛的球迷们有所醒悟，对国足的过高期望才导致痛苦感情的产生——作为衡量国家足球水平的标志性赛事，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赛亚洲区预选赛给中国球迷留下的种种遗憾和苦楚，远远大于2002年中国足球在世界杯赛场短暂一游所带来的畅快情绪。

　　2002年那次被奉为中国足球最辉煌时刻的出线，给球迷留下一个“沈阳是中国足球福地”的印象，今年年初国足在西安力克卡塔尔赢得12强赛资格，又给球迷留下一个“西安是中国足球福地”的说法——媒体和球迷造势的热情可以理解，但中国足球哪儿来的福地？12强赛第一个主场沈阳，国足与伊朗队打平，第二个主场西安，国足不敌叙利亚队，“福地”的说法可以休矣，而准确地说，中国足球目前需要的不是“福地”，是规划中改革进程的具体措施。

　　去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提出“改善足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订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形成足球事业与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的近期目标，“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的中期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的长期目标。

　　以此方案为参考标准，中国足球目前正处于实现“近期目标”阶段，而在“近期目标”阶段便希望国足能够在参加12强赛的基础上突出重围获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参赛权，实为“强人所难”之举——不过中国足协一直希望以国家队的成绩为带动，因此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对国足进行重点包装，期盼国足能够“一飞冲天”打进世界杯决赛圈。

　　如果没打进去呢？谁的责任？

　　“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

　　事实上，关于“主教练责任”的问题，1997年带领所谓“史上最强国足”兵败十强赛从而未能获得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资格的国足前主帅戚务生有过极为精辟的总结，“我负我该负的责任”。

　　19年前这句话曾让戚务生饱受球迷谩骂，球迷寄给他的威胁信件中甚至包括钉子和刀片——中国足球那时刚刚迎来职业化改革的初期阶段，绝大多数球迷只能将国家队的失败归咎于主教练本人，而在职业化进程中表现糟糕的“老中国足协”直到多年以后才被球迷认为是国字号球队屡战屡败的“罪魁祸首”——十强赛的痛苦纠缠戚务生多年，那是中国足球第一次扛着职业化大旗征战世界杯预选赛，就连“包机”的待遇也在一次前往西亚客场时得到兑现，不过让主教练一人承担责任的结果，使得中国足球自此进入脱离足球运动规律的“中国式怪圈”。

　　“冲击世界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能只让一个人负责，主教练只是对训练和比赛负责。”戚务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解释过“我负我该负的责任”这句话的含义——在世界杯几乎完全产业化和商业化、世界杯预选赛几乎完全系统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球员个人技战术意识和能力介于亚洲三流和二流之间的2016年亚洲区12强赛上，高洪波也只能“负他该负的责任”而非“全部责任”。

　　高洪波的责任在于过高估计自己和球员的水平，在于整个12强赛阶段战略目标的错误——40强赛晋级后的狂欢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教练组和球员，尽管“我们在12强中实力很弱”这句话常常被高洪波挂在嘴边，但他要借此表达的意思却是“我们参加12强赛的目标就是要出线”。

　　因此高洪波需要对4轮拿1分负责，但不需要对国足无法进军世界杯决赛圈负责，事实上“换帅”对高洪波而言不是坏事，但对中国足球而言却也未见得就是好事。

　　国足换帅已不觉新鲜

　　更何况在“换帅”问题上，中国球迷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谈资——对中国足协来说，只需要参加亚洲杯赛和世预赛阶段比赛的国足每两年就要启动一次“换帅”工作的确有些尴尬，唯一的好处是足协相关部门对“换帅程序”已然非常熟练，几乎不费过多周折就能帮助国足确定主帅。

　　以过去10年国足经历的前后7任主帅(包括代理主教练、执行主教练)为例，球迷可以清晰看到“不行就换、不行再换、还不行接着换”的换帅历程，却很难看到任何一任主教练在球队中坚决执行的技战术烙印——有业内人士评价说，中国足球换帅的目的，多是“为了换帅而换帅”。

　　2006年国足主帅是朱广沪，朱广沪2005年接替阿里·汉，2007年亚洲杯小组赛因球队以0∶3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队，创下首度无缘亚洲杯复赛纪录而下课，在位时间2年；2007年9月，已经带国奥队1年的杜伊被“提拔”成国家队总教练，杜伊只能找来好友福拉多担任国足“执行主教练”，在“奥运战略”的重压之下，2008年6场南非世界杯亚洲区20强赛小组赛国足1胜3平2负，未能进入十强赛阶段，杜伊的“棋子论”加速了他与中国足球的“决裂”。

　　2009年，当了几年助理教练的高洪波通过公开竞聘方式成为国足史上“最年轻主帅”，不过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重失败并未让当时的中国足协领导决心改革，2011年亚洲杯高洪波“练兵”小组未能出线遭外界质疑，同年8月备战巴西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比赛时，“热血沸腾”的中国足协以税后450万欧元高额年薪请来世界级名帅卡马乔及其团队替换高洪波。

　　不过给国足打工的“世界级名帅”更不让中国足协和中国球迷“省心”，西班牙人麾下的国足不但早早无缘巴西世界杯决赛圈，2013年更在合肥以1∶5输给泰国青年队，中国足协当机立断和卡马乔解约，让傅博担任代理主教练。

　　傅博代理半年后，法国人佩兰2014年成为国足新任主帅，2015年亚洲杯进入八强值得称道，但年底的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磕磕绊绊被中国香港队两度逼平，眼见大势已去的中国足协火速让高洪波换走佩兰，而在主场赢下全替补出战的卡塔尔队获得12强赛资格后，高洪波立刻又被“捧上神坛”。

　　但中国足球何曾有“神”？中国足球的进步又岂能靠“神”？

　　遗憾的是，中国足球还在四处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