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我们的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十次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再提醒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更不能忘记自己当年为什么出发。

　　1949年，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6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谭栖伟:主推“重庆最美街道”背后藏私利 落马前被母亲扇耳光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仍然需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立下的军令状，也是保障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的重要举措。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层层纪律面前，仍然有一些党员干部存有侥幸心理，试图突破防线，逾越底线。

　　谭栖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说实在话，站在被告席，是一种揪心的负罪感，让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我已经从人生的顶峰，一下子跌入到了人生的谷底，万劫不复、咎由自取。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让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恨憾。

　　谭栖伟，1954年出生于重庆石柱县，曾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2014年5月，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谭栖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经查，谭栖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其中大额的钱物，主要集中在他担任南岸区委书记的五年当中。

　　刘立锋(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在重庆市南岸区核心地区的旧城改造项目，本来是应该公开竞争，招投标方式引进开发商，他一句话，他自己原来的秘书承揽下来了。几千万元的道路改造工程，经过他的介绍，他的知青朋友，很轻易地就收入囊中了。

　　谭栖伟的家乡石柱县属于贫困山区，他从基层的公社文书做起，31岁就当上了石柱县县长，当地人评价他肯干、实干、能干。1997年，43岁的谭栖伟被调到重庆市南岸区。现在回头看去，这成为了他人生的拐点。

　　谭栖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无论大事小事，在地方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说给某个人帮个忙，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对他们来讲，他就如同拿到了政府的通行证、银行的信用卡一样的。以前是我去找人家，到城里面工作就是人家来找我，找我就难免，开始说一些好话，接着就送红包、请吃饭、送礼品、送“坨坨钱”。

　　记者:什么叫“坨坨钱”?

　　谭栖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就是比较大额的资金，用“坨坨钱”来开路。开始我是很反感、很不习惯。因此我后来的体会，还是小错铸成了大错，违纪走向了违法，它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

　　南滨路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这条始建于1998年的滨江大道，曾经获得“重庆最美街道”等殊荣，被称为重庆的“外滩”。当年南滨路建设工作正是由时任南岸区委书记的谭栖伟亲自主抓的，而他的腐败，就隐藏在这条路上人们司空见惯的角落里，根据不少当事人的回忆，他经常在区委常委会上对南滨路的管理提出要求，但随后又出尔反尔。

　　刘立锋(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谭栖伟亲自主持召开的南岸区委常委会，会上定下来的南滨路广告，一律不准打这种道旗式的广告，就这种小旗子一样，风一吹呼啦呼啦响的这种广告，他自己出尔反尔，自己介绍老板来接。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因为李某对他有承诺在先，将来我们这个广告赚了钱我们俩平分。

　　李某是谭栖伟的老乡，他向谭栖伟提出合伙经营一家广告公司，但谭栖伟不用投资，只需要用自己的资源拉来广告业务，收益两人平分。谭栖伟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李某在辖区内获得广告位开绿灯，另一方面，给辖区内的商人打招呼，让他们多关照李某的广告业务，而李某则以公司分红为名，向谭栖伟输送利益。

　　刘立锋(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具有公职身份，我们党内法规也好、法律法规也好，都要求不允许经商办企业的。他这个比经商办企业是更进一步，打着经商办企业的幌子，实际上是借这种方式，不实际出资去分红。以两人合作经营的方式，掩盖他权钱交易受贿的这种实质。

　　在重庆，谭栖伟身边总围绕着一群朋友，这些人里有他的老乡、老部下、老熟人，也有辖区内的各种商人。这种交往的实质是什么?这类朋友究竟为什么目的来和他交朋友?谭栖伟心里很清楚。

　　谭栖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没有这个权力，他不会找你办事，他就不会给你送钱，或者送这么多的钱。他交的是这个权，他不是交的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对他来讲无所其谓，但我这个权对他来讲就有所其谓。

　　2015年9月24日，谭栖伟案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谭栖伟直接或通过其妻子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143万余元。面对这样的数字，想起曾经的所作所为，谭栖伟后悔不该滥用权。

　　谭栖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我长期在基层工作，我知道我受贿上千万，这个分量何其沉重。曾经自己在做领导干部的时候，信誓旦旦、振振有词地讲话、表态，如今真是已经成了笑料。我真是感觉到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领导和同事的信任支持，对不起父母的养育期盼。

　　在周围人的眼里，谭栖伟似乎是个孝顺的儿子。在被组织调查前，他预感到情况不妙，担心再也见不到老母亲，专门回了趟老家。架不住母亲一再追问，他说出了实情，跪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犯下大错，对不起父母。母亲听后打了他一巴掌，然后母子俩抱头痛哭。

　　谭栖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因为我母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她看到现在社会这么复杂，出事的这么多，我又在河边走，在锅边转着，河边走她怕我湿鞋，锅边转她怕我偷吃油渣。我哪怕是带点土特产回去，我母亲都要追问到底是哪里来的谁送的，有时候她觉得不正常还要让我退回去，都一直这样教育我，对我要求挺严格的。但是我后来一直觉得我母亲，好像觉得她年纪大了，思想一直很正统，现在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她不知道，我老是还埋怨她。我母亲知道中纪委在调查我，她骂了我、还打了我，她自己也一病不起，成天以泪洗面，我真是没听我父母的话。

　　从一名山区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为省级领导干部，谭栖伟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本来应当用它好好干一番事业，然而遗憾的是，这权力却最终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他的人生也因此走上了错误的方向。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只是一种工具，用它为善还是为恶，取决于使用它的人。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权”这个字本身是很好的。甲骨文中的本意，就是自上而下的影响。

　　“權”字的繁体字，由“木”旁和“雚”字组成。“木”象征手握权杖的人，“雚”字象征鸟嘴的形状，两者结合起来的含义，是指手握权杖的人，像鸟嘴一样自上而下地劝说、影响他人。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权力只是一个客观的能量，如果为公的时候，它是向利益的方向转化，但它为私的时候，一下子就向反方向转化了。所以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我们现在党风廉政建设里，其实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命题。

　　“老子办事、儿子收钱” 刘铁男:利令智昏 我的智商都低了

　　这里是国家发改委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从2014年12月1日起正式开放运行，统一受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和业务咨询。这一举措是为了让发改委权力的运行变得更加公开透明。而它的出现，与这个大院里曾经发生的一起腐败大案密切相关。

　　刘铁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对不起，应该做两袖清风的，对不起...

　　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直接或通过儿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国家发改委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部门，刘铁男在重要岗位上掌握着项目审批、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权力。这权力本来是公共资源，但刘铁男却用它为自己和儿子谋取了巨额私利。

　　钟庆明(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在这个主要的岗位上，这个审批权是非常大的，就是我批谁不批谁、先批谁后批谁，这里面的这个利益都非常大。这样就是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项目审批等等这些事项，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项目审批权事关地方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因此，执掌权力的关键岗位人员往往成为一些企业公关的对象。2006年，化工企业老板邱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刘铁男。见面交谈中，他了解到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便主动提出可以带刘德成一起做生意。刘铁男当时不置可否，但就在当天，他就给邱某打来电话说，你说的事情倒也可以考虑。

　　刘铁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他为什么要帮孩子?小孩又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本，或者说专业知识也有限，还是冲着他爹来的。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帮他过好日子，本质是这个，否则就不会违法了。

　　认识刘德成后，邱某与合伙人李某出资100万，为刘德成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通过虚假贸易的方式，直接为刘德成的公司输送利益825万余元。不久，邱某的化工项目获得了审批。多年来，刘铁男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为多个请托人的项目审批提供帮助，几乎都是通过这种“老子办事、儿子收钱”的模式。对于这种披着市场外衣的变相受贿，刘铁男并非不懂，但是他选择用掩耳盗铃的心态宽慰自己，以为这样就能够规避法纪、规避风险。

　　刘铁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央发了很多的纪律要求，领导干部子女不能做生意，80年代就有。明知道违纪结果还要去做，利令智昏，我就想想是利令智昏，让自己的智商都低了，判断问题的能力都低了，太深刻了。

　　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有11名工作人员因利用职权受贿，被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其中，在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的家中，办案人员仅现金就搜出2个多亿。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利用审批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当一个部门内的腐败不只是个案，就凸显出从机制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的必要。根据中央要求，发改委深入剖析了案件中暴露出的机制制度漏洞，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取消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推进网上审批，通过政务服务大厅使审批流程阳光化等等。通过完善机制制度，来预防、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第一就是要公开，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大的监督和制约。第二点就是所谓的程序，这个程序它的核心是相互制约。一个事情是谁的权限?权限是什么?程序是什么?补救的机制是什么?那么当这一套制度被规范起来以后，这个权力它行使上的那种任意性就大大地被压缩了。

　　扎紧制度的笼子，建立让执掌权力者不能腐的防腐体制，是非常必要的。但有一点必须清楚，执行制度的归根结底还是人。在很多案件中都能看到，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严格执行已有的制度，腐败就不会发生。权力的诱惑、制度的漏洞，都不能成为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借口。

　　刘铁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我觉得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还是要加强到内因，加强事业心的教育，唤起人本身的道德也好、党纪也好，唤起一个人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像说违法，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违法的是吧，就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好坏，有是非。

　　专家:价值观重构需通过制度发挥规范、约束作用

　　从国家发改委往东不到五公里，有一个叫六部口的地方。在明朝，这里曾是朝廷几大部门所在地，里面出过一位著名的清官，他就是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范景文位尊权重却清正廉明，从不以权谋私。史书记载，当年他特意在衙门堂鼓边放置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因此，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和他的手下行贿。老百姓对他交口称赞，尊称他为“二不尚书”。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范景文他这个“不受嘱、不受馈”，嘱是什么人会嘱托他?一般都是亲朋好友接受嘱托。不受嘱其实就是提醒防止亲缘腐败，不受馈、不受馈赠，就是防止权钱交易、政商腐败。范景文所处的崇祯朝的时候，整个朝廷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氛围下，还有范景文这样的“二不尚书”出现?他们为什么逆流而上、激浊扬清?是因为内在的那种操守和信念。

　　从古到今，在每个时代，都并不缺少始终秉持操守和信念的标杆和榜样。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谷文昌、王瑛、王启民、李国安、李素丽、邱娥国、吴天祥、史来贺、谭彦、袁隆平……这些名字，都是人们熟悉的优秀共产党员，是我们身边的感动，我们身边的英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对贾立群等100名共产党员、傅企平等100名党务工作者、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等300个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分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表彰体现的是党所倡导的方向，是党衡量党员的表准。不忘初心，一心为公，一心为民，这样的标准在党95年的历程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以清廉为美好、视贪腐为丑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也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但一个现象是，许多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腐败问题。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价值观多元交织和复杂多变。当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管理体制的深度变革，以及物质利益诱惑的增加、制度改革的滞后等等因素综合作用。人心，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困惑和迷失。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反腐问题。在郑永年看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而价值观的重构不仅要靠持久的教育引导，也需要通过制度发挥规范、约束作用。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无论大国小国都是一样的，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一下子被投到商海上去了，人心失去标杆、衡量价值的标杆，制度建设跟不上，三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局面了。那么现在实际上开始的、现在在做的也是这个方面。要制度建设，要重新确立道德规范，对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确立新的规范、纪律。

　　邓崎琳:六大纪律全违反 在武钢建专用恒温游泳馆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执掌权力者没有足够的自律，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自我监督和纪律约束，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

　　王庭坚(中央纪委组织部副部长):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把党自己的权力看住，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要盯住这一部分关键少数。

　　盯紧关键少数，这其中不仅包括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也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随着正风反腐的步步深入，一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国企高管，也相继被查处。

　　2015年8月29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纪委通过纪律审查，发现邓崎琳的违纪行为情节严重、涉及面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所规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六大纪律，邓崎琳都不同程度地违反了。2016年1月8日，邓崎琳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朱俊杰(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邓崎琳这个案件查下来之后，发现他既有收受礼品礼金，还有收受贿赂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还有带有企业特色的一些，比如说亲属在围绕着武钢经商，邓崎琳提供帮助和提供便利。应该说六大纪律全违反，确实是性质比较严重，而且在省部级领导干部里边也是不多的。

　　邓崎琳出生于1951年，在武钢集团工作了整整40年，一路从基层的技术员，做到这家大型央企的一把手。早年间，邓崎琳在武钢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能力和敬业精神都受到好评。但是随着职务的逐步晋升，变化也渐渐发生。回首自己走过的路，邓崎琳反思自己变化最大的时期，就是在2004年升任武钢总经理之后。

　　邓崎琳(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做武钢的一把手以后，逐渐地工作也轻车熟路顺利了，也觉得自己有一些成绩。所以一个是骄傲自满，一个是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亲属做生意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纵容。有一些下属和一些个体户老板给你送一些钱物、东西，刚开始也不敢要，到后来这些东西也就麻木了，也就收受别人这些钱财。

　　成为一把手之后，当初谦逊低调的邓崎琳，渐渐变成了容不下反对意见的一言堂主。在选人用人上，邓崎琳开始违规提拔、任人唯亲。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亲属。在邓崎琳的帮助下，他的弟弟邓云丰先后以10个公司的名义围绕武钢做生意，从中获得了巨额利益。

　　邓崎琳(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当一把手以后没有制约了，没有人管你。在这个管理上、决策上、人事上，各个方面他那一票，不管在哪个会上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把手签字，总会计师签了字还不行，一把手要签字，这个责任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你自己又放松要求、放松警惕，就很容易出问题。忘记了自己是谁，权力是谁给的，是干什么用的，都忘记了。

　　这里是武钢集团的第一招待所，招待所院里有一家室内恒温游泳馆。由于周边就是武钢的职工生活区，这家游泳馆每天都会迎来不少客人，但是，几年前，这里却并不是这样的场景。

　　2009年，经邓崎琳批准，武钢集团第一招待所将原先的露天游泳池改建为室内恒温游泳馆，并只对武钢的主要领导开放。由于邓崎琳去游泳时都会提前清场，这座游泳馆实际上被邓崎琳独占使用。2013年，中央督导组接到群众举报，要求邓崎琳作出说明，但邓崎琳既未如实说明，也没有进行整改。直到2014年，中央巡视组对武钢进行巡视之前，这座游泳馆才开始对外开放。

　　邓崎琳(武钢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自己没有仔细想，就是觉得不算怎么回事儿，就是一种脱离群众、享受主义，同时一言堂，把企业当成自己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如果稍不注意就会滑过去了。

　　除了独自占用企业内部游泳池，邓崎琳还长期占用企业内部宾馆客房。这些他认为不值一提的小事，恰恰反映出他把央企当成私人领地，彻底忘记了自己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而这也是他犯下错误的一大根源。

　　朱俊杰(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对邓崎琳来讲，可能更多地把武钢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支配怎么支配。首先忘了自己是一名党员，另外是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组织原则、党纪，都丢到一边去了，这样的话长期就是底线失守了，我给他总结就是叫心中无纪、心中无戒。

　　数块油田直接“送”人 蒋洁敏: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

　　心中无纪、心中无戒，当执掌权力者忘记了权力的来源，对权力失去了敬畏之心，往往就是滑向深渊的开始。而许多腐败案件也在告诫人们，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业，主要领导干部一旦出现问题，他所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他自身，而是整个系统的政治生态。

　　蒋洁敏(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起诉书没有任何异议。我认罪、悔罪、供认不讳。

　　蒋洁敏，1955年出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曾经的一把手。2013年8月末的短短几天之内，多名中石油高管相继被调查。9月1日，当时已经调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带走调查。2015年10月，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对蒋洁敏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蒋洁敏犯有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蒋洁敏当庭表示不上诉。

　　蒋洁敏(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我自己的罪过很大，对国家、对人民、对资源的开发、对党的形象，都造成了特别重大和无可挽回的影响和损失。认罪、服法。

　　蒋洁敏所犯的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主要行为是在担任中石油主要领导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帮助他人获得了9个油气田区块的合作开采权，致使他人非法获利达30.4696亿元，使得国家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油气田合作开采权的审批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要经过严谨的程序，但多名中石油高管，都为了满足蒋洁敏的要求，把制度抛在了脑后。

　　王道富(中石油原高管):不仅是应该按照文件要求办，而且也要按照文件要求的程序和把关，要做这些工作。但是当时我们，特别作为我，也没有多想这些问题，反正想到是蒋洁敏安排的事情，我们把它办好就行了。

　　按照规定，油田在对外合作之前必须先探明储量，才允许拿出来对外合作。但是，违规报批的9块油气田里，有7块根本没有进行勘探，就被上报申请对外合作开采。在送批的报告中间有这样的表述，说这些油田属于勘探难度大、埋藏较深、单井产量低、外部环境复杂，如果说根本没有勘探，这些描述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王道富(中石油原高管):满足蒋洁敏总经理对我们要拿去合作开发的一个要求，这是首先考虑的问题，然后在进行形成文件的时候，也就自己找了一些理由吧，自己找了一些理由，来作为合作开发的理由。

　　记者: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些它是编出来的一些理由?

　　王道富:对，编出来的一些理由。

　　这9块油气田的审批一路违规闯关。回顾整个审批过程，几乎每个环节都严重违反了程序和制度，中石油多名管理人员都没有负起应该负的责任、把好该把的关，最终也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冉新权(中石油原高管):因为很多事情，一听说是领导安排的，大家都不愿意得罪领导，一听说有背景，所以说大家也就，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当对于制度的尊重，让位于对领导意志的遵从，一个个本该把关的环节都变得形同虚设。当一把手的权力超越边界却缺乏监督，违纪违法的指令，就这样在系统内部畅行无阻。

　　王道富(中石油原高管):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之所以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也就是既是作害者，也是受害者。所谓作害者，就是说我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了。所谓受害者，因为蒋洁敏总经理安排了这件事情，他的想法和要求当和制度发生矛盾的时候，怎么样去防止和监督领导，成为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按照党中央提出来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地管好党，从这个角度去根治我们这些，存在的非常多的这些问题和矛盾，去彻底扭转这种领导一把手就权大于法、权大于制度的这种环境。

　　石油的生成，至少需要200万年的时间，在任何国家，它都被看作意义重大的战略能源。中石油集团作为中央企业，负有为国家管理石油资源的重大责任，但在这一事件中，却由于个别领导的意志而层层违规，让本是国有公共资源的油田，成了个别人为自己捞油水的富矿，其中的教训，可谓沉痛。

　　蒋洁敏(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我作为中石油的一把手，签了字，所以说别人不好亮黄灯，也不能给红灯。

　　记者:如果说上级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要做一件错误的事情，每一层的下级都不敢亮红灯，那不是这样的错误就永远不会被纠正吗?

　　蒋洁敏:那关键把一把手管住，中央不是已经现在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吗，巡视制度是对主要领导的。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中石油出了这些问题，腐败的问题，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我腐败，别人也能腐败，所以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这个我认识得非常沉重非常清楚，我对不起他们。

　　蒋洁敏一案警醒着人们，不论对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还是一个地方，对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在过去，也往往是监督的难点甚至盲点。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领导监督太远，群众从下监督上很难，同级的监督又不好意思。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以及我们现在的经验，监督一把手，主要地是靠上级来监督。我们现在有派驻制度、有巡视制度，这两个制度其实就是对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中纪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坚:杜绝“灯下黑” 每一个干部都要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纪检体制改革摆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党内监督执纪问责。坚持组织制度创新，注重内涵发展，在尽量少增加编制和机构的情况下，整合资源、内部挖潜、盘活存量、调整结构，实行单独派驻和综合派驻相结合。2015年3月，中央纪委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这7家党和国家重要部门派驻纪检组。2015年11月20日，经党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出台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全覆盖的方案，标志着党内派驻监督真正覆盖到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王庭坚(中央纪委组织部副部长):我们原来只向具有行政色彩的一些部门派驻了纪检组，而恰恰在党的工作的核心和中枢部门，恰恰没有去派驻纪检组，那么这是有空白的，有可能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通过反思，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哪一个干部都需要监督，哪一级干部都需要监督。

　　十八届中央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高级领导干部生活待遇、用房用车、秘书配备、建章立制等方面强化党内监督，坚决制止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此外，每到岁末年初，全国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还要填写一份特别的材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填报包括收入、房产、投资、婚姻状况、子女情况等14个方面的个人有关事项。与此同时，还要对这些报告进行抽查，发现不如实报告将进行严肃追究。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这个很重要是一个官员的征信系统，就是你要对组织老实，你重大的事项你要报告，你这些东西尽管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你现在的情况。而作为一个官员来讲，诚实、公信力，这是前置性的，你不值得信任，那你就做不了官。

　　坚定不移反腐 从治标走向标本兼治

　　反腐败需要标本兼治，而治本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建设的完善，有赖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88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权力和执政资源。要实现对党的有效监督，除了外部监督，还必须不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党对自身的监督。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章出发，总结提炼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在2016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严明党的纪律，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习近平: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绝不是一场运动式的反腐，而是保持自身肌体健康的长期建设，是践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不懈努力。从落实八项规定抓作风，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明确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向着高标准努力，守住纪律底线，一条从治标走向标本兼治的路径，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自己仍然走在赶考的路上。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