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武汉版网约车新政”意见征求稿，自公布以来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在武汉版网约车新政中，对司机、车辆的准入等方面提出各种严格要求，其中轴距标准直接与北京上海“看齐”，另外“不少于4个安全气囊”的规定，也属武汉独有。

　　高门槛的准入细则，让外界一片哗然。以至于武汉汽车租赁行业协会中近50家网约车相关租赁公司集体对外表态，希望武汉网约车新政能够倾听来自基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8万多从业人员的声音，呼吁武汉要更加开明和包容，降低准入标准，减少行业震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提前武汉，如今不少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武大的樱花、鸭脖子、热干面。实际上，武汉一直因其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长江中上游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枢纽港，工业实力曾傲视全国。仅就经济方面而言，直至到改革开放之初，武汉也稳居中国第四大城市之位。其背后之原因，既与当时的地缘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地方政府具有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胸怀，敢为天下先。

　　而进入互联网时代，曾经傲视华中，位列中国四大城市，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并没有在互联网和新兴经济领域，武汉并没有拿出亮眼的成绩，实现经济快速转型。虽然，湖北曾经走出了多名互联网大佬，但从城市创新竞争力上，武汉面临被更内陆、历史和条件更不如自己的成都追平、超越之势，也让不少武汉人士倍感焦虑。

　　究其原因，应与武汉对于新生事物和创新精神的包容与支持做的不到位有关。

　　互联网企业难觅，缺乏“野蛮生长”的环境

　　二十一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是新经济的天下。武汉也提出了“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城市口号。

　　在互联网的潮流下，武汉实际上也提出要扶持互联网创新。譬如，2015年8月1日，武汉市也提出，要全力推进“互联网+”行动，将武汉变成“互联网十创新创业”试验场。为鼓励创新创业，政府将搭建“众创”平台，让“众创空间”遍布全城。

　　武汉政府在互联网创新方面的努力，恰是因为当下武汉在互联网领域的尴尬。

　　2015年，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了2015互联网百强名单，涵盖了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综合门户、互联网金融等主要互联网业务类型。遗憾的是，湖北无一互联网企业上榜。

　　武汉有光谷，但是为什么湖北在互联网上却一直毫无成果呢?湖北走出过互联网大佬周鸿祎和雷军，为何却难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互联网企业呢?

　　武汉曾经拥有规模较大、在全国相对有名的互联网企业卷皮网和PPTV，为何却纷纷出走，分别搬到深圳和上海呢?

　　湖北网商协会会长许强就曾表示，武汉没有标杆性的互联网企业，第一是因为本地人和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第二是因为本地媒体宣传不够，拉不到融资;第三是因为政府方面提供不了让互联网行业“野蛮生长”与互相博弈的机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湖北的互联网商业氛围是相当缺乏的。

　　事实上，的确如此，无论是深圳的腾讯，杭州的阿里巴巴，乃至现在的滴滴出行，作为互联网最前沿的新生事物，其初期成长过程无一不是“野蛮生长”。在开疆破土、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与地方政府、政策规范、竞争对手的不断博弈，才获得了今天的超然地位。

　　在这个野蛮生长的过程中，如果当地政府没有包容的心态，没有开放的精神，没有创新的态度，这些新生事物可能也被扼杀在摇篮中，或者外逃了。

　　诚如一名湖北籍企业家所言，湖北行政环境还是“内地心态”。“武汉是全国第一批禁止滴滴专车的城市，这本身反应出当地对互联网的态度。湖北当地部门应该向沿海城市深圳学习，对互联网企业的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互联网创新更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互联网和共享经济对不仅GDP的贡献增长极快，且已经开始深入改造传统行业核心，互联网企业日益成为全国和全球创新前沿。

　　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就是因为其新奇、其快速、其生猛，勇于打破传统的经济思维。

　　武汉如果想出现成功的互联网企业，或者在“互联网+”实现超越，首先要在心态上开放的步子更大一些，敢于包容创新、扶持创新。

　　创新精神，首要是城市的包容力

　　知名经济学家罗宾·蔡斯在其著作《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里有个著名论断:经济世界将彻底被“共享”改变。他说，与其拥有一部车100%的使用权而只使用其1%，不如让成本和使用率更为匹配。

　　作为新经济态势下共享经济典型代表的滴滴，之所以在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后获得指数级成长，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共享经济平台，原因在于，它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机会窗口，在衣食住行等民生刚需领域中找到互联网改造出行的缺口后。

　　滴滴以出租车打车痛点切入，通过司乘信息精准匹配，对闲置出行资源和民众受困于出行难的出行需求加以撮合。其商业模式在着力解决出行难题的同时，也对出行平台商业逻辑进行了革命性塑造。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滴滴的发展步调与“互联网+”2.0、双创、新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蕴诉求是同声共气、同频共振的。

　　例如武汉的近邻成都，正式因为坚持创新的核心，在“双创”战略上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今年初成都启动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着力清障搭台、优化服务，激活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创新创业要素，强化创新创业保障，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成都“双创”品牌效应初步显现，创新驱动成为成都经济发展、城市转型的新引擎。

　　同样，在网约车新政上，成都也采取了非常宽容的策略。对驾驶员户籍和汽车排量松了绑，也没有北上广深要求的B级车。简言之，只要是驾龄满三年并至少持有成都居住证的老司机，拥有一台1.4T(1.6L)及以上的小排量车(成都车牌)，就能在成都开滴滴了。

　　成都版网约车新政，不仅让外界对这个天府之国开放、包容、平等的形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让成都获得外界的一致点赞，甚至“成都模式”成为专家学者的推崇。

　　而我们转过头来看看，武汉对互联网企业前沿代表的滴滴，采取的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先是全国第一批禁止滴滴专车的城市，接着是武汉版网约车新政提出严苛的准入标准，处处限制。

　　武汉对于网约车的策略与心态，反应出来的恰是其对互联网创新的态度，是其对于新事物、新经济采取拒绝的心态与懒政的思维。

　　当前城市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公共服务能力的竞争，是城市自由度和包容度的竞争。而首先在“包容”这个前提上，武汉就做的远远不够。

　　武汉如果想要“每天不一样”，就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

　　比如，对于互联网前沿的“互联网+交通”的网约车，是否采取更加包容与积极的态度，研究网约车与出租车的合理融合，致力于居民出行服务水平的提升?甚至，与网约车合作，探索与当地环境更适宜的公共交通的发展路径?

　　小小的网约车新政，背后考量的却是当地执政者的度量与智慧。

　　地方政府对待新生事物的政策，既体现出了当地对于新事物的态度，是否有适宜其发展的土壤;也考验着当地执政者的眼光与智慧，能否抓住机遇，从而一飞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