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内容为“因名牌球鞋而取消困难生助学金”的文章火了。在一个以大学生为主要受众的微信公众号推送后，短短数个小时，文章点击量突破8万，留言评论数超过3000条。

　　一时间，和“困难生”“助学金”相关的内容登上话题榜。一位高校教师感慨，“如果学校的困难生认定如此草率的话，学校的资助政策就有问题;如果一个学生不穿名牌就觉得没有尊严的话，这种心态也有问题。”

　　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全国1016位大学生中发起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者领取过助学金。今年8月，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曾表示，2015年资助金额突破1500亿元，资助学生达到8400多万人次。在全国普通高校中，资助总额达到了84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30亿元，增幅达到18%。

　　可正是这项惠及过大多数学生的助学金，却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

　　困难生认定是有详细流程的

　　陈晓姗是一所“985工程”高校的本科生辅导员，入职7年来，每年都会参与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

　　据她介绍，困难生认定会有详细的流程。9月初，学校把家庭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发到各学院，其中包括认定对象、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同时，各学院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认定标准。在通知的附件中，会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认定标准、认定申请表、民主评议参考内容、民主评议表。

　　林楠就是陈晓姗主管年级的一名学生。20岁的林楠出生于安徽省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她坦言，虽然自己家没有穷到吃不上饭，但在这所大城市的著名学府里，自己可能还是相对贫困。从林楠读初中开始，4个祖父辈的亲人相继患上癌症。父母对老人的赡养也成为家里大部分开支。林楠大一时，父亲出了一场车祸，卧床一年多。她想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于是申请了国家助学金。

　　“填写困难生鉴定表，镇政府盖了章，交给辅导员。”林楠回忆。据她了解，困难生的认定需要经过民主评议。一个年级有大概20名学生左右参与评议，且参与评议的同学均没有申请困难生助学金。

　　陈晓姗介绍，民主评议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申请学生的经济状况，是必需的环节。在这张民主评议表上，按占比多少依次排序为家庭困难程度、勤俭节约状况、学习态度、思想品德表现。“每个年级的名额会根据评定结果进行调整，也会根据专业的不同而有差异，学院内部可以调控”。

　　就读于天津一所高校的张艺杰来自山东农村，家里依靠种地为生，没有固定收入的父母要赡养老人，抚养家里的3个孩子。于是，张艺杰入学便申请了困难生助学金。她介绍道，她所在的学校通过递交纸质材料、评议小组打分来进行困难生评定。但是大一时由于同学间不熟悉，便由申请人上台介绍自己的情况。后来，学校出于对于同学的保护便不再要求困难生上台陈述。

　　据了解，2007年出台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是学校开展困难生认定工作的主要依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91%的受访者表示在申请助学金时需要民政部门证明，70%的受访者表示在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时会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8%的受访者表示对困难生认定不了解。

　　对于助学金工作，一所高校的学院党委书记陈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对于“边缘学生”的判定，是助学金工作当中最困难也是最容易产生问题的环节。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认定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部分学生，他们的家庭条件谈不上特别困难，处于认定的“边缘地带”。同时，每个班级真正特别贫困的学生不多，有时会出现某个班级困难生名额过多的情况，所以出现了这一类“边缘学生”。因此在认定时，会综合考虑学业、与同学的关系、思想道德品质等其他因素。

　　陈亮多次强调教师的社会责任感。“落实助学金评定的老师能认真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就像写论文一样的调查、研究、整理、分析，学院层面做好宏观把控，就可以规避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尴尬与困难

　　在助学金的评选时，陈晓姗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为什么别的同学有这项助学金而我申请不到?为什么今年没有某项助学金，这笔钱去哪里了?助学金是“轮流坐庄”吗?

　　除了国家助学金，学校也会给学生发放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社会助学金。陈晓姗解释，不同的社会助学金对学生的地域、专业、成绩、性别有不同的要求，而每年的社会助学金种类也有所不同，会出现增减的情况。

　　而学生质疑的“轮流坐庄”的说法也曾令陈晓姗哭笑不得。“如果班上没有特别困难的学生，同时两个学生家庭情况相似，我们会考虑今年一个拿额度高一点的助学金，明年换给另一个同学。”她觉得，除了按程序评定，更需要及时和学生们沟通。现在，每次困难生认定和助学金评选结束后，除了院里公示，她都会召集相关的同学开会，解释评选的标准。

　　“很多时候，不仅是学生，包括媒体或者网友，看到的往往是结果，而且是非常片面的结果，真正了解需要放到具体的环境和事例中。”江苏一高校教师说。

　　在同学眼中，陈倩是那种“拿着助学金的‘白富美’”——用苹果手机，脚穿名牌运动鞋。陈倩解释，手机是父亲分期付款买的，运动鞋是自己跑步锻炼身体，父亲特地给她买了一双好一点的。“这是我最贵的一双鞋，已经穿一年多了。”陈倩家中一共有6口人，奶奶患有糖尿病，姥爷因病长年住在医院，母亲失业在家，妹妹今年刚上大学，弟弟读高中。家里所有收入来源只靠在混凝土公司工作的父亲。因为父亲的工作属于工程项目，每个月的收入不固定。

　　陈倩所在学校助学金的申请程序是先递交贫困证明，上面有村里和县里民政部门的盖章，然后再填写申请表。老师会私下向同学了解申请人情况，合格后再把材料送到院里审核。

　　“可能有人看我用苹果手机，穿着名牌鞋就觉得我家条件好。但是，我家里条件不好就得穿得破烂吗?”陈倩说自己不是一味追求名牌的人，“网购的衣服每件都不超过100元，好的运动鞋也仅有那一双。只要我的东西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意，自己问心无愧。”这学年，陈倩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加上之前的1000元助学金，她解决了自己的部分学费。

　　湖南一所高校的李显婷也曾申请过国家助学金。但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班上初级评选需要上台陈述家庭状况。她是为数不多的放弃上台陈述的同学之一。“当时我没勇气上台，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庭状况。但陈述与否确实影响了评选结果。”李显婷说，“刚开学，大家都不太熟。”同样没有申请上的杨馨认为，班级票选结果与台上的表现有关，但也受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影响。这次困难生评定在军训之后开展，而军训期间比较活跃的人，就容易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得票也稍高。

　　“通过组织公开演讲唱票等对困难生进行甄别，这些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它在无形之中建构并强化了‘贫困生、富裕生’这一分类。由于生活经验、环境，以及价值观、自尊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经济困难学生往往会对如此近似于贴标签的情景赋予不同的意义，从而作出不同的反应。”山西大学心理学老师张曙光说。

　　反馈机制与引导教育同样重要

　　负责奖助学金发放的教师王源坦言，自己也曾是领助学金的困难生。现如今负责相关工作，对困难生助学金评定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现在的学生和10年前的不太一样了。2005年，王源第一次申请助学金，他记得“那时心理压力特别大”。“辅导员在军训的时候说申请助学金的同学解散之后留在操场开会，结果那天开完会我都不敢回宿舍了，不知道宿舍同学会用怎样的眼神看我。”但王源观察，现在大部分孩子很少有这样自卑的心理，更坚强一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很多学生对国家的助学政策并不怀有感恩之心。

　　“有的学生去年评上了，今年没评上，就会抱怨学校说政策有问题，而有些同学家里条件不错却为何也能开来贫困证明，学校也没有办法。”让王源吃惊的是，会有学生跑来询问困难生名额是否充裕，如果名额多自己就申请。

　　王源介绍，学生提供有效的民政部门贫困证明便有申请资格，随后由部分学生以及老师组成的评议小组进行打分。老师的打分只占一部分，没有一票否决权，最终会按照分数排名形成困难生拟名单后公示，如无异议便算申请成功。有个别学校会将助学金与学习成绩等因素挂钩，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困难生资助只和困难程度有关，“困难生不需要经过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助学金，这就导致了一些学生认为这是因为贫穷而应得的，很多同学并不懂得感恩”。

　　王源认为，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也是关键。“所以如何将助学金发给真正需要帮助的同学?真正评选出来如何做到令同学们满意?在资助之余对他们是否有帮助和引导，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我也会一直和同学们讲，助学金不能解决整个家庭的困境，更多的是提供一种帮助和鼓舞。”陈晓姗说。她鼓励同学们去参与勤工助学，并通过努力学习获取奖学金。

　　本科时当了4年团支书的邓方碧谈到自己曾为评议小组成员时的感受，“我觉得，困难生里奖优，其实是要杜绝比穷的思想。而是在都很困难的时候，我最优秀，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意义。”(应受访者要求，除张曙光，文中人物为化名。湖南科技大学邓丹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