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日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发出此番言论，从而再度引发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

　　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话题不断，许多高校校长也都曾在不同场合主张去行政化。除了北大，今年，山东称将选择多所高校试点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

　　那么，从院系领导下手，会是高校去行政化的突破口么?高校去行政化之路还有多远?中新网记者进行了梳理采访。

　　北大“去行政化”动向引关注

　　高校去行政化，历来是个焦点话题。日前，因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将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从而让这个话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林建华表示，北大的综合改革正稳步推进，效果开始逐步显现。在人事改革方面，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

　　类似的主张，也出现在其他一些高校校长的口中。在今年全国两会，多位校长都谈到高校去行政化。其中，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要加快高校去行政化进程。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也提到，“各种各样的会议特别多，老师应该在去行政化的框架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

　　如施一公所言，有评论也指出，高校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应该去掉学术权力按照行政权力的逻辑来运行的管理模式，去掉给教学和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应行政级别，去掉行政机构对学术事项的决定权，去掉掌握学术权力者也套用官僚作风的行权方式。

　　山东一些高校将试点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

　　今年5月，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明确，要以改革用人制度为重点，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实行高校人员控制总量备案制，并开展二级学院取消行政级别改革试点。

　　据报道，2016年，山东省计划选择5所左右省属高校试点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实行职员制，进一步理顺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提高二级学院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此外，根据《意见》，在高校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制，由高校自主确定教学、科研、教辅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总量，自主制定岗位设置方案，自主安排执行用人计划，自主公开招聘各类人才。

　　上海:部分高校将试点取消校级领导行政级别

　　作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上海多所高校也正着力去行政化。

　　此前2014年9月，上海市教委公布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首批试点7所市属高校名单，包括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据了解，之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一大目的是为了完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此举也被看作是推进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

　　以上海大学为例，据媒体报道，目前，上海大学有31个职能部门，除学院外，直属机构17个，此外，还有大大小小150多个研究机构，学校将考虑精简机构。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透露，上大党办、校办原有处级干部共14人，撤销党办、校办，成立党政办，现已实现第一阶段目标———减至9人。另一方面，上大还将实施公开竞聘制，实现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后，相关人员的工资体系也要重新设计，把收入与岗位责任、能力、绩效密切挂钩。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上海印发的《上海市教育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构建校长队伍建设长效机制，推进校长职业化建设和向教育家的转型，完善中小学校长职级制，遴选部分公办高校试点取消校级领导的行政级别。

　　高校去行政化难在哪?

　　其实，国家层面早已认识到高校运行行政化和权力化所存在的弊端。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5年5月，《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也要求，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在高校去行政化中充当先锋的南方科技大学，曾被外界寄予厚望，但现实是，如今其状况并不乐观。

　　对此，有专家表示，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是一项6年前就已经做出的决定，但是在过去6年间，推进高校去行政化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公办学校校长取消行政级别。

　　那么，高校去行政化难在哪?此前，中南林业大学校长廖小平曾指出，当前中国大学去行政化至少面临六大障碍，即法制障碍、权力障碍、利益障碍、体制障碍、自律障碍、文化障碍，克服了这些障碍就意味着为大学去行政化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另有观点认为，取消行政级别并不能解决行政化问题，校长、院长有了行政级别，才能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平等”对话。

　　从院系领导下手，会是高校去行政化的突破口么?

　　如今，一些高校去行政化从院系领导下手，引发外界关注。对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选择从院系领导行政级别上开始改革，主要缘于如此阻力较小。

　　“像北京大学这类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一般更看重学术，因此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对他们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刘海峰据此分析，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一些地方高校，由于这类院校只有具备一定行政级别，才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格外重视。

　　他强调，不过，正是因为具备行政级别，这些高校也成了一些官员的晋升通道，从而导致一些非教育领域出身的官员入职高校。

　　刘海峰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但在大环境下，如果其他一些部门仍存很重的“官本位”思想，那么即使去了行政化，这对高校发展也势必会带来不便之处。

　　“因此，高校去行政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并且需要多方协力。”刘海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