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第四届国家传播战略高峰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该论坛围绕如何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有关“战略传播”的话题在论坛上引发热议。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战略博弈日趋激烈，信息时代战略传播的隐形较量无所不在。许多国家和军队已将战略传播置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强调借助政府的综合手段，从公共外交、公共事务和信息运作等多个方面来维护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和声誉，引导媒体和舆论方向，为国家利益和军事行动创造有利环境。

　　习主席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符合现代传播理念、顺应全球传播变局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以战略传播的全球视角开创对外舆论新格局的理论基础。从国家层面看，我们对战略传播的重视还不够。如何认识战略传播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如何把握潮流，切实提升国家战略传播能力，构筑独具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为此，本报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及军队系统战略传播领域的相关专家。

　　加强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多国在行动

　　记者:近年来，战略传播在我国学术界和新闻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您怎么理解战略传播?

　　史安斌:“战略传播”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为了适应全球化变局提出的一个新理念。国家战略传播指的是以国家为主体、以政府部门和部分军事单位为执行方的舆论调控和对外宣传，是目标清晰的、系统化的全球方略，有助于巩固该国在全球的地位。有效的国家战略传播既可以内聚民心，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又可以加强与友邦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强传播治理能力，塑造国家良好形象，提升其在全球舆论场上的影响力。

　　姜飞:我受全国名词委的委托，词条“战略传播”的定义是这样做的:由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在2004年首次提出，指政府综合使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各种渠道和工具把握全球舆论、态度及文化，并透过传播策略来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以强化或维持有利于国家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的整合营销政治传播。

　　战略传播的实质是宣传，是国家主导的国际宣传思路和实践的回归。这也提醒我们，在和平时期或者“类和平时期”“准和平时期”，战略传播是国与国利益争夺前沿的无声较量。

　　记者:近年来，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战略传播案例有哪些?

　　姜飞:美国是最早提出研究战略传播，并实施战略传播的国家。2001年10月，即“9·11”事件后一个月，在美国顶尖智库30多份建议报告的基础上，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向国防部递交报告，建议提升信息传播控制和战略传播能力。同月，白宫首次设立负责公共事务和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并首次任命来自传播行业的人士担任该政府要职。同年，白宫宣布投入1200万美元，启动针对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洗脑赢心”计划。这是美国战略传播的萌芽阶段。

　　2002年末，小布什总统正式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使这一国际传播战略的实施有了国家机器和政府机制的保障。2004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采用了“战略传播”这一概念，并勾画了美国战略传播的体系。2008年9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战略传播法案》。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向参众两院递交了一份名为《国家战略传播构架》的报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定义、性质、目标和实施路径，勾画出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即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庞大的跨部门协作体系，是美国外交、军方和诸多情报机构的联动机制。

　　在我看来，美国提出战略传播的背景以及目标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其战略传播已进入全球实施阶段。此外，美国提出的“关键受众”概念和实践值得高度重视。美国军方强化了战略传播理念，即集中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来找到、分析关键受众，并使之参与到巧妙设计的活动中来;通过全国各部门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主题、讯息和产品，来创造、强化、维护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环境。

　　耿雁生:美军近年来一直大力推进战略传播体系的建设，从作战理念、组织指挥、实战运用等方面对其战略传播体系中的核心信息行动进行密集调整，并于2013年12月颁布联合条令说明《指挥官传播协同》，用于规范联合作战中各类军事传播协同的操作流程和技战术程序，从而推动美军内部战略传播与军事行动的融合。

　　澳大利亚也十分重视战略传播，已经组建了负责战略传播的两个部门，一是战略传播局，二是传播与媒体局，并实现常态化运行。

　　北约早在2007年就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设立了一个战略传播小组，并于2009年颁布《战略传播政策》，正式开启北约总部所主导的联盟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该体系已初步成形，战略传播也已成为北约影响战区和国外受众的一种手段，对指挥官战略意图的达成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北约正进一步加大战略传播体系各核心组成要素，包括公共外交、公共事务、信息作战和心理战之间的协同和整合，通过加强北约成员国战略传播一体化建设来提升应对多样化威胁的信息战能力。

　　我国战略传播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不足

　　记者:如何认识我国战略传播的现状，有什么不足?

　　史安斌:目前，我国战略传播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不足，传播环节处于后置地位，一般都是先有政策理念再进行推广、阐释，这两个环节之间缺少协调和整合，传播过程当中容易出现话语错位，经常被西方媒体抢先做“议程设置”。例如“妄议中央”，这个说法出来一周后才有权威解释，对外传播没有及时跟上，不少外媒就开始胡乱猜测，《纽约时报》竟翻译成“公开讨论领导决策”，与其本意大相径庭。传播环节后置致使效果“滞后”，容易导致话语权的缺失。

　　钱文荣:第一，我国对战略传播的重视不够。目前主要是学术界和媒体界意识到了战略传播的重要性，但在国家层面尚未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中。从国家层面到各级政府尚未形成一个从传播战略目标、核心理念到组织系统和运作实施的完整体系。有关战略传播的理论研究也多数集中在媒体传播方面，较少讨论军事、经济、科技等各领域战略传播的理论和运用。

　　第二，各部门、各单位相互沟通、主动协调统一立场还不够。如果在对外传播中出现政出多门、各说各话，多个部门对同一事件的对外表态口径不统一的情况，就容易引起外界误解，削弱舆论宣传的可信度，甚至会造成被动。

　　第三，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需进一步加强。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常常利用社交媒体在非洲散布诸如“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与非洲独裁合作”等抹黑中国形象的反华言论，我们应该及时组织有系统的舆论反击。

　　第四，对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应大幅拓展。目前仍主要是以官方平面媒体和传统的电视广播为主。网络媒体虽已开始使用，但仍远不及西方。对外传播对象也相对单一，主要以当地精英为主，对普通民众的需求照顾还不够。

　　应尽快构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提升战略传播能力

　　记者:提升我国战略传播能力，您有何意见和建议?

　　史安斌:从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舆论形势来看，将外宣提升为国家战略传播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提升国家重大政策、议题和举措的道义感召力，增强对外舆论工作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应当建立国家战略传播的多部委联席会议机制。在重大政策、重大议题、重大举措等出台之际，做好精心的议题策划和深入的意涵挖掘，以求得广泛认同。为此，我们应当像抓国家安全、互联网管理等重大事务那样，把外宣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中央主管领导和部门作为主导力量来进行战略传播的规划和实施。

　　姜飞:第一，统筹有关信息和文化管理的部委，成立战略传播机构和协调机制。打通各个部委的关节，用战略传播的理念重组各自的权限范围。

　　第二，进行顶层设计。战略传播的顶层设计首先要进行知识体系、话语权体系、舆情监测评估体系、传播能力和效果评估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软件方面的建设，有效整合资源，并使所有体系在同一指导目标下运作，由专门负责机构进行监督。

　　第三，研究国外受众。国外受众在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政治立场上与国内受众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国应鼓励智库和调查机构开展自主的国际调查，分析受众的特点及对华态度，从而有的放矢，制定传播策略，不仅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还要影响能够被影响的人。

　　第四，重视并支持国内智库加强对战略传播的研究。我国智库应持续跟踪其他国际主流智库的研究成果，在选题中注重全球视野，设定国际议程;打造专业高端刊物推广成果，影响决策者和意见领袖;重视大众传播，将成果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通过国际论坛交流观点，形成主导性意见。

　　耿雁生:提升战略传播能力，要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语言表达。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承载深厚历史积淀、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拥有独特光荣传统的人民军队。战略传播必须解决如何向国际社会介绍好、传播好这支军队的问题。一方面，要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我国我军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要遵循对外传播规律，运用外国受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跨越不同文化的障碍与鸿沟。

　　要善于搞好话语体系的转化。通过运用国际法、国际规则和惯例，引用被外方普遍认同的理论、概念、典故、谚语、流行语，对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当然，最根本的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强大影响力的国际话语体系，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国家和军队相关职能部门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广大媒体工作者合力攻关、长期奋斗。

　　要正确看待和利用外国媒体。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是我们加强战略传播必须并且可以借助的一支力量。这些年国家领导人出访，多在当地媒体发表文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就是例证。一些西方著名专家学者的观点往往能够影响媒体的报道倾向，左右普通民众的看法。因此。在与西方媒体的合作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好外国意见领袖和智库公司的作用。

　　钱文荣:首先，应尽快构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构建一个从顶层设计到战略地位、战略目标、策略方案到组织机构、协调机制和技术与智力(包括理论研究)的完整体系。如，在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可设立战略传播领导小组，其任务是制定战略传播理念、战略目标和方略。为避免政出多门、对外口径不一，中央可授权中宣部或中央外办负责与中央各部协调和沟通对内对外传播任务。

　　其次，应尽快确立一个统一的战略传播理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作为我国对外战略传播的核心理念。前者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性;后者传承和弘扬了“和为贵”“世界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同时又反映了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这样我们就能在舆论传播上占有道德制高点和主动地位。

　　此外，应切实加强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不应仅仅是外交部等涉外部门的事，而应该是全民参与。公民参与公共外交，一是可向国外民众如实介绍中国情况;二是通过自身的行为举止树立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这需要国家大力加强对国民的文化和文明素质的培养与教育。

　　记者:对军队而言，战略传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耿雁生:对军队而言，战略传播的主要任务是宣示政策、塑造形象和营造环境。宣示政策就是宣传我国和平发展理念、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表达安全关切、阐明严正立场。塑造形象就是从形象建设的高度出发，进一步丰富我军国际形象的内涵，把一个开放、自信、职业、合作的中国军队形象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营造环境就是围绕国家战略目标，统筹好展示威慑、释放善意、争取人心的关系，最大限度化解不利因素，为国家和军队建设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李 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