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象地说:“河长制”，就是把“请领导下河游泳”的邀请对象，从局长升格为书记市长。其实真正的变化和长久影响，比“请更高级领导下河”深刻、深远得多。从“河长制”到“河长治”，要靠全社会参与。

　　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漕桥河试点聘任的“民间河长”村民郭银生、杨锡良，已对漕桥河及其周边河道履责近半年。为保证民间河长开展工作，武进区建立了相关机制，把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工作衔接起来:民间河长上报问题或意见建议，官方河长要及时交办、督促责任单位回应;邀请民间河长参加治理太湖工作会议、规划方案编制会等。在实行河长制同时，福州也公开招募“百姓河长”。

　　李学英是天津一位普通市民，但她打一个电话就可能对河长们造成压力。3年前，李学英在当地媒体上看到天津正在推行河长制并且招聘义务监督员。她便报了名。“我很欣慰，我提出的问题有人管。”李学英说，“有一次我反映了一处排污口，政府很快就把它堵上了。”

　　目前，天津有这样的义务监督员407位，他们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而社会监督最终占到河长考核的10%。

　　河清，关键之一在岸净，在生活垃圾治理。基层群众是源头治理、垃圾分类的主力军。广大农村妇女，堪称千万个“河长嫂”。目前浙江衢州已经累计开展垃圾分类村级专题培训2841次，发放宣传用品16800册(套)，16670名巾帼志愿者为43万家庭主妇入户指导分类实践。

　　“以前没人管，大家你扔我也扔。现在镇长、村长没事就会来走走，保洁员每天下河打捞垃圾，大家也不好意思再乱扔乱排了。”江西靖安县水务局局长王仕钦感慨，“河长制”在江西推行1年，不仅使河流回到最初的模样，还影响到所有临河而居的百姓人家。村里人不仅开始约束自己和家人行为，碰到陌生人向河道扔垃圾也会主动制止。

　　党政首长领衔的“河长制”，正在与成千上万“民间河长”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推互促格局。社会公众的力量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