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军从没想过，在自个儿最熟悉的收粮路上，会藏着一块看不见的“石头”，狠狠地把他“绊了一跤”。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直从临近村庄收购玉米贩卖给粮库或公司。这条路他走了7年。直到2016年3月，因未办粮食经营许可证及工商执照，他的行为被当地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这一判决引发舆论的巨大争议。有律师评论，王力军犯的非法经营罪前身是1997年修改刑法被废除的投机倒把罪，“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投机倒把罪废除后留下的一条阑尾。”也有学者认为，规定收购粮食必须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浓厚的旧体制色彩”。但只有初中文化的王力军对外界的讨论并不知情，他只知道自己因为做买卖，成了一个“罪犯”。
幸运的是，绊倒他的这块石头正在被一点点移开。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告，认为“原生效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指示当地中级法院再审此案。2016年11月，国家粮食局印发《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规定农民今后从事粮食收购活动，不用再办理粮食收购资格。
“这一变化或许与王力军案有关。”在一审审理该案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宣传科科长王震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他记得，在新的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国家粮食局和内蒙古粮食局都来法院调研过该案。
如今，记者扛着摄像机，带着录音笔闻风而来。一架无人机跃上了房顶上空，只为从最好的角度俯拍下他家有着38年历史的土房和晾晒着苞谷的院子。
他对变化措手不及。不擅长言语表达的王力军，大部分时候都沉默着，妻子张美丽时常成为他的发言人。抽闷烟是他“摊上事儿”后，最常见的举动。张美丽半夜醒来时，常常看见丈夫一个人坐在土炕上，一声不吭地抽烟。桌上一个不起眼处，摆着一小瓶谷维素和几包安神补脑液，那是老母亲花了26元买的。出事后，儿子常常彻夜难眠，直至头疼发晕。
即使在审通知书下达后，王力军的眼神中仍透出焦虑不安。当妻子跟记者诉苦时，他连忙制止。“一码事归一码事儿!”他冲妻子大声喊道，然后向记者强调，“我们是农民，和政府作对，就像鸡蛋碰石头。”
自从出了这事儿后，张美丽发现丈夫“脾气变暴躁了”。他还是不爱说话，但从前“轻声细语”的他，如今“嗓门高了不少”。不过，张美丽对丈夫的变化并不生气，“这事儿砸到谁头上，不都委屈吗?”
在跌倒之前，王力军原本以为只是遇到一次再小不过的“磕碰”。2015年3月，他和妻子开着二手农用车，跑村串户收购玉米时，有农户因不认可农用车的自重，和他们发生口角，给工商局打电话举报“缺斤少两”。他们没觉得有啥特别，“做买卖时遇到拌嘴在所难免”。
然而，王力军没想到，他的材料，从工商局挪腾到经侦大队，接着从检察院挪腾到法院，最后变成一张威严有力的刑事判决书。
和他一样，村民大多并不理解非法经营罪的概念。“要收粮证不合理，他这才多大点规模?”同村的老汉韩大祥想不通为啥做小买卖会有罪。他倒是对曾经的投机倒把罪印象深刻，然而，他清楚记得，改革开放后，农民卖个鸡蛋不再偷偷摸摸，那时电视里天天高喊口号，“胆子大点!步子快点!”
被工商局审查后，王力军也曾尝试办理那张小小的粮食经营许可证，但被告知仓储设备和场地不符合要求。没有粮食经营许可证，他也无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之后，王力军案的一审主审法官张利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审判决依据了当时的法律法规。”这是在王力军案被广泛报道后，他首次直面媒体。
“其实我们基层法院也很无奈，要是最高院不下达这么一个再审通知书，让结合实际情况判决，我们下面哪敢有法不依呢?要是判无罪，很可能连审核都通不过。”王震叹气道。
不管怎样，王力军就这样跌入了这个漩涡中。花了2.4万元买来的大型脱玉米机，再也没有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此前，庄稼人和买卖人，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共存了30多年。今年46岁的王力军，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卖废品。那时，家庭贫困但“一心想念书”的他，在村里四处转悠，玻璃瓶、废报纸和破纸箱都成了他的宝贝，攒够一定数量后，他跨上自行车，一溜烟骑到废品收购站，换上个几毛钱，“学费就凑到了”。
做生意是这个农民追赶时代的方式。在村里，村民都直呼他小名“长在”，普遍认为他“不爱说话”，但是“为人挺好”。村里经营小卖部的娄换文，拍着大腿反问，“他为人要是不可靠，我能把家里的玉米卖给他?”
王力军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农忙时，他和妻子种地，自家有12亩田地，还承包了20来亩地，种上葵花、玉米和番茄。农闲时，他反而比往常更加忙碌。从扯着嗓子高喊，到喇叭循环播放，他的小车上吆喝的内容，随着时代变了又变。
他卖过反季蔬菜，自行车后座上一边架一个大铁筐，每天赶去城里的集贸市场，然后运回农民能买得起的便宜菜，包括韭菜、甘蓝、茄子和黄瓜;他收过一捆捆的猪毛猪肠，村民乐意卖给他，“总归能挣点钱，不然也就扔了”;他还收过猪羊，运气好一天能收三五头，挣上二三百元，只是沾上一身牲口的腥臭味。
每次进城，王力军总是留意城里收购些什么产品，然后反观村里有什么特产。他不停地奔波于城乡之间，成了庞大的供需网络中的一根毛细血管。
从骡车到自行车，从把式三轮车到有驾驶室的三轮车，从五轮车到二手农用车，王力军使用的交通工具不断更新换代，往往挣到钱之后，就卖掉之前的车，换上一辆速度更快、载重更大的车。
他做小买卖的足迹不断延伸，不仅去过自治区内的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最远还去过陕西神木县卖瓜果，每天在驾驶室过夜，或是仰面趴在瓜上睡觉。回去时，他从当地煤矿拉上十几吨生煤，捎给提前联系好的四五户农民，挣个路上的油钱。
“终于从贫困跨入了中等。”王力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妻子盖起了五间砖房，每年添置沙发、电视之类的大物件。王力军骄傲地说，他们家还供出了一个大学生，女儿考上了一本高校，每年花费高达两三万元，“学校里有很多外教”。
然而，如今他似乎又被时代抛下了。一场官司让他又变回了最纯粹的农民，“罪犯”的身份让他感到“抬不起头”，话比从前更少了。每月他要写报告，谈谈对自己犯罪的认识。
他并未选择上诉。吃了官司后，他的家里已经被掏空，除了上交非法经营收入6000元，还有罚金和各种活动经费，“总共花了好几万元，要种10年玉米才能收回”。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对翻案不抱希望。
在收到有罪的判决书之前，走村串户的小贩王力军曾经颇受农民欢迎。
田地的产量越来越高，一亩苞谷地的收成，从最初的500斤蹭蹭蹿到了近2000斤。村里的老汉告诉记者，“原先一个队打30万斤粮就不错了，现在一家就能打三五万斤，产量最少翻了10倍!”
随着产量的攀升，卖粮成了一个新难题。“农民自己卖粮时，几十个骡车排在乡里粮库前，有时候等上一天也卖不掉。”
“有了二道贩子之后，农民不受苦了，跟老板一样，不用再去低三下四地排队。”韩大祥一边摇晃身子，一边翘着二郎腿，在晃眼的阳光下笑着说。
“市场放开了，才能一家有女百家求呐!”他甚至希望贩子能更多一些。要是只有一家收粮，价格可能就低，而且质量要求高，要是杂质和青稞稍多，粮食可能就没人要。瓜果之类的农副产品，外地来的贩子越多，农民越是乐得合不拢嘴。
脚踩着最熟悉的泥土，王力军认为自己捕捉到了新的需求:农民往往没有大型脱玉米机，也没有高效的运输工具，而粮库也更欢迎容量大的农用车，而非一般农户的小四轮车。
每天凌晨5点，他和妻子出门，开着二手农用车，后面拖着橙黄色的脱粒机，穿梭在村子间收购玉米。有时晚上一两点才回家。夜里最低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汽车常常打不着火。他俩就去田里捡点柴火，点燃后放在油箱下烤。
有一回，他们“差点冻死在外面”，只能恳求前面的车拖着他们的农用车，凌晨四五点才回家。那一次，张美丽冷得舌头打颤，感冒了整整一个月。而王力军也因为常年挨冻落下了腿疾，双腿常常抽筋。
今年冬天，他们不用再体会这种刺骨的严寒，但一家人的心情似乎更加复杂。王力军还是期待着，能尽快听到脱玉米机轰鸣作响，重新踏上那条走了千百回的道路。
被判有罪后，王力军不能离开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每周要向司法所汇报行踪。女儿去年结婚了，王力军在家给她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院里搭起了帐篷，摆了十几桌流水席，还请来了乐队，演唱草原歌曲和喜庆的《好日子》。
但他还是难掩自己的悲伤，女儿跨出家门的那一刻，他感到“揪心的内疚”，不能按照习俗把女儿送到西安的新家。甚至，他没敢跟亲家提自己被判刑的事儿，怕影响到女儿。
“如果再审宣判无罪，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西安看看女儿的新房。”王力军脱口而出。他还要重新开始做小买卖。家中搁着一份农资产品电商公司的宣传单，虽然他不懂“互联网+”是啥意思，但他想做村里的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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