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工商法规》刊载的“年奖问题处委会决议四点”

　　临近年末，又到了欢度春节的时候。但春节能不能“欢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阖家团圆，心情舒畅，另一方面则要看手头是否宽裕，年货齐备。作为中国最重要没有之一的节日，每逢春节，人们都希望老板上司掏包解囊，发点福利。与此同时，员工下属也心照不宣地在这时候走动往来，加深感情。如此一来，从上到下都心满意足，皆大欢喜，高高兴兴回家过年。这种熟悉的流程，已在中国古代延续了数千年，成为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倘若打破了规矩，还会引来大家的不满和抗议。

　　皇帝发放年终奖

　　汉代“腊赐”超过全年工资，北宋官员年终奖少得可怜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已经有了定例，称为“腊赐”。顾名思义，就是在腊月赏赐钱物，以备过年之需。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腊赐”的数量多寡不一。据杨侃的《两汉博闻》记载：“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候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均是官名）各六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

　　其中提到的“钱”是五铢钱，据研究，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角。连同牛肉、粳米加一起，大将军、三公获得的年终奖励差不多高达10万元，最少的虎贲、羽林郎两位也要过万。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枚五铢钱，合人民币七千元，一年下来八万四。也就是说，他们的年终奖励超过了全年工资，福利之优厚让人羡慕。

　　高额的年终奖励，既是对官员们过去一年辛苦办公的嘉奖，也勉励百官来年撸起袖子加油干。看了这些奖励清单，真要佩服汉代的皇帝们，毕竟钱、肉、米都是出自国库，相当于皇帝自掏腰包，倘若没有十足的魄力，谁也舍不得这么大方发放。这也让后来人看得眼红心动不已。清代的徐昂发先生，在比较了历朝历代的年终奖数额后，不禁感叹说：“汉世优恤臣下，可谓厚矣。”

　　与汉代相反，北宋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年终奖则少得可怜。以我们熟悉的包拯包青天来说，他任职开封府时的基本工资包括了月料（月薪）、餐钱（饭补）、茶汤钱（水补）、薪炭钱（取暖费）、公使钱（招待费）、添支钱（岗位津贴）等等，全部下来差不多已有万贯，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万元之多。反观当时官员的年终奖，即便是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也不过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几坛酒而已。相比他们的工资来说，真不知低到哪里去了。

　　无论赏钱还是赏物，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非常实惠的东西，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春节消费。到了清代，赏赐的物品种类更为多样。清宫有“冬至赐貂”的惯例，每逢冬至，在南书房、如意馆、昇平署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数张貂皮。临近年尾，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一幅，“岁岁平安”荷包一个，灯盏数对，以及从辽东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福字、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但既然受赐于皇上，自然意义非凡，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格外珍惜。

　　官员自筹过节费

　　翰林院起草任命书有“润笔费”，唐宋时期衙门可以放高利贷

　　在古代庞大的官僚系统之下，皇帝发放年终奖通常无法面面俱到，即便像汉代那种相当敞亮的发放标准，也难以兼顾到各个级别的官员。为了达到欢度春节的目的，官员们也不闲着，想出了各种办法自筹经费，听着总有点自我发放过节费的味道。

　　翰林院是历代公认的“清水衙门”，负责起草文书谕旨，财权、事权都不怎么突出，所以平时捞油水的机会本就不多。好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遇到一些官员升迁上任，需要翰林院起草任命书，这些官员就会向翰林院送些礼物，权当“润笔费”。一年下来，礼物积少成多，积零成整，成了翰林院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比如宋代，官员送来的谢礼包括丝绸、马匹、铜钱等，动辄几十匹、几千贯的送，数量着实不少。收到的谢礼怎么分配呢？一般来说，一年中分两次发放，三伏天发一次，年末时发一次。为了分配平衡，翰林官员们在起草文书时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一个人能够干完的活儿，往往要分成数人去做——张三负责起草，李四帮忙润色，王五随后誊录，再有个赵六完成审校。如此一来，年关岁尾分成时就能保证人人有份儿。

　　在造纸术还没发明的秦汉魏晋各朝，书写、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其中一些单位，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既占地方，也无法再循环使用，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卖布所得随即分给内部同僚，算是年终分成，金额还算可观。

　　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朝廷一度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放贷的本钱，既有公用款，也有官员们凑起来的集资款。按照当时的利率，月息能够达到百分之三。一旦放出，包赚不赔。全年下来，很多衙门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拿出其中一部分用来打点上司，剩下的就成了本部门各官员的年终奖励。正所谓古今皆有生财道，工资加上福利，古代官员们的生活水准其实也还不低。

　　从上到下需打点

　　清代官员流行送个小“红包”，打个小“暗语”

　　单凭皇帝赏赐，或是同僚自筹，似乎还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春节消费需求。长久以来，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则，春节尤其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时机。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来源。

　　明朝万历年间的周晖，有一年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看到南京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浩浩荡荡一群人，每人手捧一个食盒。周晖好奇不已，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给兵马司官员送礼的。这让周晖大感诧异，毕竟当时兵马司只是负责南京城的治安消防、看守囚犯等杂事，官员品级也不高，竟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礼孝敬。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其他衙门各官每逢年节定能收到不少过节费。

　　清代官场陋规更为常见，春节就成了上级官员收金敛银的固定节点。说到送礼，清代官员们的智慧着实让人佩服。既要送到位，还不能落于俗套。采取的办法是：送荷包或者信封。当然，这不是普通的荷包或信封，学问和深意都体现在它们的名字上面。如果上写着“强仕”二字，今人看了想必会一头雾水，且放心，清代长官知道《礼记》中曾写道“四十强而仕”，“强仕”当然代表四十两银；接下来是“大衍”，取自《周易》之中“大衍之数五十”一句，代表五十两银；“耳顺”的意思好理解，《论语》有句“六十而耳顺”，那就是六十两银。倘若你看到信封上写“梅花诗八韵”，可真别以为是什么梅花诗，那是暗示信封内有八十两银票；“四十贤人”当然也不是罗列了四十位贤人的名单，而是代指四十两银。

　　有些名目更雅、寓意更好的礼单，还会考验一下收礼官员们的乘法口诀，好在都比较简单。比如，“百寿图一轴、两轴、三轴”，分别是指银子一百两、二百两、三百两；“双柏图一座”，即二百两；“秦关一座”，是一百二十两，典故出自“函谷关高一百二十丈”；“毛诗一部”，等同于三百两，蕴意来自《诗经》有三百零五首诗。所以说，提到送礼，我们还是只服清朝。逢年过节收一圈礼，简直能把传统文化知识温习一遍。当然也有闹笑话的时候，据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载涛，曾在春节期间收到一个信封，上写“千佛名经”四字。怎料这位皇叔父不明所以，还请人前来解读有何佛法深意，直到打开才知道，原来竟是一千两银票。

　　不发年奖就罢工

　　民国时期，上海工商界成立“年奖问题处委会”

　　年终奖励不只是古代官员们的专利，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粮米油店、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也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关键要看平日表现，也就是自我奋斗和付出，但也要考虑到店面效益，以及老板的人品秉性。

　　冯玉祥在河南开封时，曾注意到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绸庄，老板姓马，对待员工就比较苛刻。马老板有个外号，叫马三赖，意思是赖贷款、赖工资、赖年终奖。他给店员发年终奖，往往是三年一发，而且选在正月十六日才发，准确来说应该叫“年后奖”。马老板的这种管理方式相当精明，因为三年一发，所以店员很少有工作一两年便辞职的，怎么也要熬到三年周期，等待发了奖才会有出走的念头。正月十六日发，则无形之中保证了伙计们年前能坚守阵地，不至于搞得绸庄最忙的时候缺少员工。等到三年之后的正月十六日，伙计们每人领到一笔奖金，又通常不想另谋他职了。

　　马老板虽然赖年终奖，但好歹还发，另外有些剥削严重的资本家就索性不发，以致往往引发员工们的罢工反抗。近代以来，外国资本相继在我国沿海口岸开工设厂，大量招募本地民众务工。要说这些外国资本家们，不知道是不了解中国人的规矩，还是剥削欲太过旺盛，经常克扣工人们的年终奖励。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发放问题。据1948年《工商法规》刊载的一份报告，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四条决议，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其中特意提到：“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择定重要各业，由工业会、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协助调查，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综合劳、资、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

　　看得出来，一些工厂不发放年终奖，倒也不是有意赖账，也存在效益不景气等客观原因。但对中国人来说，有没有这点奖金，数量还是其次的，关键是份诚意和问候，直接影响到过春节的心情。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动用多个部门来共同协商年终奖这件“大事”了。 ◎程鹏 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