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浙江金华，一只萨摩耶犬从野外拖回一根竹子回家。它跟着主人一起回老家过年，在田地里撒野，变成全身沾满泥巴的农村“土”狗。视觉中国供图

　　编者按:过去很多年里，中国经历着众所周知的人口大迁徙。迁徙对社会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人们对故乡的认知。今年春节，我们请几位90后年轻人写了写他们眼中的故乡。这些作者自小亲历了迁徙的过程，对“乡愁”的理解，明显与父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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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故乡引力

　　郭路瑶

　　我一直认为，自己似乎没有资格对故乡评头论足。

　　11岁离家求学至今，我的步子越来越远，踏上过父辈从未涉足的诸多土地。我在巴塞罗那睡过陌生人的沙发，在清冷的雨天搭过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便车。但无论身在何处，每一年结束之际，仿佛程序归零般，我一定会被拽回到地图上一个不知名的起点，坐上颠簸的三轮摩托车，穿过乡间尘土飞扬的小道，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爬到杂草丛生的坟前，给列祖列宗叩头作揖。

　　然而，这样的举动，越来越像是一个例行的古老的仪式，而非保持我与故乡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不得不承认，在老家，如今我更像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异乡人。

　　真正告别童年后，我一直在千方百计挣脱故乡的引力。根据亲戚们口口相传的家史，至少在100多年时间里，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方圆30公里的乡村。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条件所迫。转折首先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他走出了农村，搬到了镇上，成了一个扬眉吐气的“街上人”。

　　在那个生养我的鄂西小镇上，有两条并列的街道，10多分钟就可以从一头遛到另一头。街道间夹着一条垃圾淤积的河流，桥头则常年是算命先生的领地，他们戴着暗色的墨镜，一手握着竹竿，一手扶着签盒。镇上曾一度出现过可喜的变化，有了超市和网吧，甚至还有了一家年轻人喜爱的奶茶店。但在另一方面，石板桥日益破败，河水散发出异味。许多在镇上机关上班的人，都搬到了县城里，每天坐公交车往返。

　　“你爷爷把我送到了镇上，我也要拼尽全力把你送到北京。”小时候，父亲曾严肃地对我说。家里掉了皮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在漏雨的平房内踱来踱去的父亲，激动地告诉我，“听说澳大利亚特干净，那儿连皮鞋都不用擦，街上没有一丁点儿灰尘。”在他的推力下，我从小镇蹦到了市里，又蹦去了省城，甚至还蹦到了国外。

　　我并不懂乡愁。刚去城里读书时，亲戚断言，我这个从未离家的小屁孩肯定会因为想家哭湿枕头。没想到，我欢喜地融入城市，学习新的方言，接纳新的口味。毕业后，我也压根儿不纠结是留在大城市，还是返回家乡。我跟着机会走，哪里有用武之地，我就去哪儿。过去6年多里，我经历大小搬家十余次，在3个国家的6个城市居住过，家乡对我来说越来越遥远，逐渐变成一个并不特殊的符号。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打工者。十几年间，他辗转去过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安徽、陕西等地。从前他搭火车去上班，买不到座票时，曾在挪不动脚的车厢里坐过小马扎。如今他开车返回工作地，每次横跨上千公里，行驶近20个小时，在拥堵的高速公路上随着绵延的车流艰难移动。四十多岁的他仍像一个坚定的战士，将行李塞在后备箱中，随时可以奔赴另一个陌生的战场。

　　在这个正经历巨大转型的国家，像我和父亲这样的迁徙者，一点儿都不稀奇。当我向欧洲朋友描绘这一场景时，他们往往觉得不可思议。对于许多传统的欧洲人来说，坐上四五个小时的火车已经算是长途旅行。而在中国，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有常年漂泊在外的亲人，他们不在乎下一站去哪儿，只要那里有更高的收入，或是更好的生活，他们就愿意即刻动身。

　　在这种马不停蹄的变化中，乡愁实在是一剂可有可无的佐料。它不过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在人们手机屏幕上的谈资。在人口的主动迁徙中，我看到的并非背井离乡的悲情，而是流动带来的希望。旧的生态必将被打破，而新的力量又会向外生长，凝聚联结。我期待着更大的改变，无论是故乡，还是外面的世界。

　　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

　　江山

　　从记事起，每逢春节，摆在我们一家3口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哪里过年”。

　　由于父母工作调动，4岁起我就离开江西，在浙江长大。两个地方隔着的，不仅是他乡与故乡长达800公里的路程，也是富庶的东南沿海和贫穷的赣南山区的“天堑”。

　　如果不回老家过年，年味儿便在只有3口人吃年夜饭的冷清中消散而去，心里空空落落，终觉没过一个完整的年。但如果决定返乡并抢票成功，则意味着又要加入春运大军，重新经历一遍在充斥着复杂气味的密闭火车车厢里，体验连续15个小时难以动弹的噩梦。

　　但这一切无法阻挡父母归乡的决心，对故土的执着可以打败一切艰难险阻。毕竟他们的汗水曾经浸润过脚下的红土地，点起的烛光曾照亮土砖房黑漆漆的斗室。他们既有和小伙伴一同下河洗澡的童年回忆，也有对远亲近邻在困难时节伸手相助的感恩之心。

　　可是对于小时候的我而言，他们的执念无法顺利转化为我的乡愁。在浙江小城成长14年，两地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长久冲击着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落后与封闭的故乡成为我无法割舍但也不愿承认的地方。

　　因为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马不停蹄的走亲访友，听着父亲用我不熟悉的乡音唠着家常，还要时不时地回答“听不听得懂家乡话咧”这类戏谑的提问。大部分亲戚已搬至县城，但依然保持着农人的习惯:邻人将垃圾倒在家门口的行道树花坛里，年轻人拗着“杀马特”造型，老人们肆无忌惮地把痰重重地砸在面前的泥地上……

　　自从在北京读书工作后，江西和浙江都变成了我的家乡，当年对回乡的排斥，也因为这种身份的转变得到部分的和解。而更令人感慨的是，江西老家的转变也在进行中，让心怀龃龉的我不得不刮目相看。

　　近几年回乡，江西县城面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干净整洁的超市里，卖着与浙江小城相同品牌的年货;洒水车在越来越宽的街道上行驶;鞭炮燃放后留下的满地狼藉也会在大年初二的清晨被清洁工扫进簸箕。亲戚的家中都接上了网络，电影院里也可以观看到时新的电影。

　　而另一方面，同为工薪阶层，在浙江工作的父母也不禁慨叹江西的亲戚“赚得都比我们多”。近年来，大姑姑一家在当地鼓励创业的浪潮中，与别人合伙投资了果园，每年能得几万元的“外快”;在非重点中学教数学的小姑父，也在县城近几年不断重视教育的风气下，因勤恳工作做出成绩，得了不少奖金;早期常往返于沪广两地跑客运的叔叔，也在赣州发展经济的浪潮中，拿出积蓄承包了政府主导的工程，直到腊月二十八依然奔忙于银行核算账目。

　　不知是否因发展而不可避免的，是年味儿的淡去。在这座江西县城，上演着前几年在浙江小城同样遭遇的冷清。除夕零点一过，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了不到1个小时便恢复宁静;大年初一，前几天因挤满粤、浙、闽、苏车辆而拥堵的街道，少有车流和行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许多“豪华酒店”也门可罗雀，曾经十分火爆的温泉生意都无人经营。

　　人都到哪里去了?想要寻找更质朴的“乡野年味儿”，只能再回到农村。

　　坐着姑父的小汽车在修成不久的水泥路上奔驰1小时，终于来到了父亲生长的山间乡镇。贴满瓷砖的清一色低矮平房、沿街店铺摆在路面上卖的大红包装的烟酒年货、溅满泥点但外壳崭新的摩托车，当年令我崩溃的“乡村审美”，此时都充满了一种原始的张力和韧性。

　　在乡村定居的，多是平时外出谋生的亲戚们，雷打不动的“做客”文化让难得一见的他们相聚一堂。喧闹的酒桌上，侃侃而谈者常常是小有成就者，而赔了钱、欠了债、经历不顺的人往往只是长叹一声，不愿把这些心酸拿到酒桌上分享。在面红耳赤的劝酒与此起彼伏的“恭喜发财”声中，我竟然得到了某些慰藉。这种质朴的乡音，让我第一次感觉，还是回老家过年好啊。

　　然而其乐融融下也掩藏着无奈。坐在新造的房子门口，一位远房的爷爷告诉我村子里的土地大都已经荒废，遍布杂草;在村镇中学担任历史老师的叔叔吐露，许多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随父母外出打工;当晚上开车返回县城时，所有的车辆都开着远光灯，缓慢地行驶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

　　而就在江西的父老乡亲们推杯换盏之际，浙江小城的朋友们纷纷选择春节外出旅游。其中占很大比例的目的地，是江西、安徽、贵州、云南等打着“原生态”标签的乡野村落，草长莺飞、牧歌千里的“田园风光”掩盖了曾经破落不堪的“泥土味儿”，成为“城里人”新的宠儿。于是，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和解。

　　然而当正月初七，在老家吃撑了土鸡土鸭、吸惯了洁净空气的我，再次踏上返回浙江的火车时，却发现扛着麻袋的打工者、戴着耳机的大学生、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依然被塞进了同样味道的车厢，这一刻，我还是不确定自己到底应该属于哪片土地。故乡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20多年我都没找到答案。

　　中原小镇新地标

　　杨海

　　每到年关，老家小镇的街道就会堵得水泄不通。小商贩把摊位摆到街心，挂着不同省份牌照的轿车在拥挤的街道上此起彼伏地鸣笛，赶集的人们贴着车身缓慢挪动。今年春节，街道上的车辆比往年更多，它们移动缓慢，但再没出现堵车的现象。

　　没有拓宽街道，没有安装红绿灯，也没有指挥交通的警察，比起往年，小镇最大的变化不过是集市尽头新开了一家上下两层、带有电动扶梯的大型超市。这家名叫“东方购物广场”的超市门前，过往的人们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这家超市正深刻改变着小镇的生活方式。

　　每逢农历双数的日子，是小镇的逢集日，临近集市的逢集则是单数日。已经没人清楚这个传统延续了多久，人们早就习惯了小镇一天喧闹一天冷清的节奏。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小镇的人们不需要太多商品，大部分商贩也没有固定经营点，所以才形成了这种隔天逢集的模式。到了年关，人们都集中赶在逢集时购置年货，“逢年必堵”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超市开业后，每天都照常营业，里面的商品也远比街上的小摊位齐全。很多村民为了避开逢集时的拥挤，会选择下午或者非逢集日到超市购物。现在，不管逢不逢集，超市附近都有不少人流，他们提着印有“东方购物广场”的塑料袋，在街上闲逛。

　　新超市很快就成为小镇的商业中心。街上的菜市场、服装店、小餐馆都开始向超市周围聚集，形成规模效应。一些开发商提前得知建超市的消息，早早地就在附近开发了小区。等超市开业时，小区的房子已经销售一空。

　　再往集市外走，一些就要建成的居民楼矗立在路边的麦田里。之前分散在各个村子，独门独户的村民就要搬到这里。

　　从配套来看，以超市为中心的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社区。新开的药店、美甲店、溜冰场、披萨店都和超市一样，每天敞开着大门，等待越来越多的居民光顾。

　　超市也改变了小镇的商业规则。“东方购物广场”开业之前，镇上分散着几家百货铺。以往，老板把商品堆放在门外，每一次交易都要和顾客站在街边讨价还价一番。超市开业后，哪怕一些商品比外面商店贵一点，也经常卖到断货。而街上的几家百货铺的老板看着越来越冷清的门面，也开始盘算着改行。

　　超市也正在改变人们的规则意识。之前的年集，每个摊铺前都会围着吵闹的人群，有人讨价还价，有人伸长手等着付钱，交易顺序全靠嗓门和力气。如今在超市，就连从没出过远门的老人都不得不学着从入口进去，不要的东西要放回原处，买完东西要排队付钱。

　　事实上，早在20年前，老家人就开始大量外出务工。他们适应了城市的规则和生活方式，却很难改变乡村原本的结构。

　　超市的建成，成了老家城镇化的催化剂，它带来的现代商业文明正冲击小镇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超市周边的楼房盖好后，有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打听租门面的事，他们从中看到了希望，随时准备落脚。

　　麻将桌上咫尺如天涯

　　袁贻辰

　　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扔进垃圾堆，和采访对象同吃同住;也可以踩着刚被洪水浸泡过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地采访。但我很难做到，在春节七大姑八大姨对我的长枪短炮里，反唇相讥。

　　工作第三年，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在家过春节。奔波于成都和老家两地，和七大姑八大姨挨个打照面。

　　当然，场合是在麻将桌或牌局上。

　　被誉为“省粹”的麻将，一直牢牢占据着四川人过年的大把时光。坦白说，老家的年味一直挺淡的。除了年夜饭和腊肉香肠麻将，几乎再没什么称得上过年的标志了。尤其这两年，迅速老龄化的居民对雾霾越来越关注，PM2.5指数迅速取代“吃了没得”成为新的聊天见面问候语，连带着，春节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都少了。

　　这本该是件值得欣喜的事。可当我来到烟雾缭绕、刺鼻呛人的麻将桌上，分享喜悦的念头却是一点儿也不剩了。有亲戚问我，北京的雾霾和成都比，哪个更胜一筹?

　　我答:“各有千秋。”

　　一片笑声很快被手搓麻将的声音盖过。

　　我有点儿算不清这是我被强迫拖上的第几个麻将桌了。老家的人似乎对打牌有发泄不完的热情。吃完年夜饭干啥?打牌;亲戚来串门干啥?麻将长牌玩起来。从深圳飞回来的小姑姑，甚至为了大家搓麻将方便，花几千块钱在家里买了一台“机麻”。

　　于是，灯会被消解了，大年初一的登高望远被消解了，十几二十几口人被分解成麻将、长牌和斗地主的阵营，“各自为政”。小孩子低头玩手机，耳朵里插着耳机，电视兀自播放着春晚，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作为已经工作的人，我被架上了一个又一个牌局。同龄的表姐希望打“大点儿”，因为筹码太小会“犯瞌睡”，她最近的战绩是打牌一两个小时，赢了三四千块钱。

　　我简直听得心惊，忍不住想要离开牌桌。表姨笑着把我推回牌桌，“怎么?北京来的大记者不愿意流通下两地的钱?”

　　用眼神向父母求援，他俩似乎也心照不宣地一言不发，看着我被按回了牌局。闷热安静的氛围里，时间过得好快，几个小时过去，我两眼昏花，表姐和姑姑越战越勇，我忍不住又一次撤退。

　　爸爸过来看了看我理得乱七八糟的牌局，笑我，“打个牌而已，比你写稿子还难吗?”

　　一团哄笑声中，我默默离开了牌局。过去的那几个小时，大家你来我往地出牌，似乎并没有交流什么，除了让我一身冷汗生怕点炮以外，我对在外地工作的表姐和姑姑也未得到更多了解。

　　我默默地生着闷气，直到妈妈一声大喊，“XX(我父亲的名字)，快点抢红包，XXX包了个大的。”

　　牌局停下，父亲飞速拿出手机，点击红包，之后再心满意足地抽牌。

　　一整个晚上过去，他和母亲交替抢红包，还和表姐讨论起了在WiFi和4G环境下，哪种抢红包更快。

　　夜深，我终于忍不住，朝父母抱怨起来，“过年，就是让你俩抢红包打麻将的吗?”

　　我有一肚子委屈要说，“你们抢红包能抢出金山银山吗?”

　　“你们天天打麻将有意思吗?儿子千里迢迢回来，就是为了看你们打麻将的吗?奶奶爷爷除了烤火就是给你们煮饭，你们麻将打过瘾了，奶奶爷爷呢?”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年味儿在这座小城飞速地蒸发。茶楼是最热闹的地方，哪怕过年也是满座。几个朋友聚到一起，却被一家又一家满座的茶楼活活赶到了麦当劳。一家人好不容易去农家乐玩，3车人一下车就挤进逼仄的茶室，一桌一桌的麻将声此起彼伏。农家乐偌大的园子里，只有我和差了20岁的小表弟，面面相觑。

　　高速发展的电子产品和交通，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却也拉远了人与人的距离。妈妈后来和我谈心，“一家人不打麻将做些什么呢?”她已经越来越不爱和亲人“摆龙门阵”了，似乎说什么问什么都尴尬。“哪个愿意摆这些私事嘛，大过年的，就图个开心热闹。”是啊，人与人都像隔了层纱，只有在过年时的各色牌局上，能消解一些平日很少联系的远房亲戚相见的尴尬，用一个又一个“清一色”“自摸”让牌桌欢声笑语，拉近着彼此的距离。

　　不止大人，我甚至觉得，人与人之间，越走越远，人生的轨迹分叉，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交流都成了奢侈品。我曾试着和几个埋头打游戏的表弟在麻将吵闹的间隙里聊天，试着问他们的学业、生活甚至是谈恋爱的情况，却只换来几个间或的“嗯”“啊”“没有哦”。

　　好像，也只有麻将、微信红包还能把大家连在一起。我默默地在那个同龄亲人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个拼手速红包，几秒钟后，微信提示，“你的红包已被领取完毕”。

　　在大银幕下看到的老家

　　胡宁

　　我是在8年前从通化来到北京的。那时，这个吉林南部城市有两家电影院:“长白山”和“东方红”。它们构成了当时通化市居民的主要文化生活场所。

　　小时候，我们这些小朋友手牵手走过红旗桥，跨过浑江，就能到长白山剧场。那里的座椅是木质的，很硬，坐起来很不舒服。剧场只有一个上下两层的大厅。在我小学高年级时，更新的“东方红”剧场抢了“长白山”的客源，那里的红色座椅坐上去软软的，我们更喜欢。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头十年，我与通化寸步不离。在我的视角里，这座城市近20年里变化不大。唯一称得上变化的，可说是“国际大品牌”肯德基入驻通化，常常人满为患。而这些电影院在我们生活中的痕迹越发淡了。

　　等上了大学，我阴差阳错学了电影艺术，才正儿八经去“院线”观影。刚上大学时，同学喜欢交流彼此的家乡。那时，除了葡萄酒和医药城，我觉得通化没什么可说。

　　而后，离开日久，我才更有兴趣去了解我的家乡。原来东方红剧场的主营业务一直是二人转。原来通化还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

　　“17.5影城”，是进入通化市的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院线，有7个影厅。每次假期回来我都会约朋友去看电影。通化提供给年轻人的娱乐项目不算多，吃饭唱歌的基础上，“17.5”的到来，给我们加上了一项活动:看电影。

　　可是它也有让我痛苦的时候。比如我在网上随手买了张引进片的票，开场后发现竟然是普通话配音而不是英文原声。暑假去这家影城在“东方红”剧场对面的分店时，它的地面湿湿的，空调还坏掉了。

　　不过，不管怎样，有了院线，我在通化的生活，离北京近一点了。

　　每次去17.5影城，我同样要走过一座大桥，叫江南大桥。从前，过了这座桥后，只有农村的平房。最初推倒这片民房的，还不是17.5影城所在的中东新天地购物公园，而是它对面的欧亚购物中心。从那时起，现在的小朋友们开始记住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长白山”和“东方红”:“欧亚”和“中东”。

　　江南大桥与红旗桥跨过的同是浑江。但如今，二者的命运截然不同。红旗桥那侧的长白山剧场已在去年修桥时彻底拆掉，而江南大桥这一侧不仅改叫“江南新区”，还在去年年底迎来了新的院线:博纳影城。它有IMAX，这令通化的年轻人十分满意。

　　这是“欧亚”与“中东”的商战。当电影院帮助“中东”抢了“欧亚”多年人气后，“欧亚”终于引进了新武器。今年，通化的春节院线版图发生了变化。从前人们在17.5影城一票难求，但是今年，宁可贵十元钱，也有很多人选择了博纳。

　　离开家乡的时间久了，我对这里的一切更加敏感了。机场建成了。不再只有肯德基，必胜客和汉堡王也跟着到来。电影的票价从过去的个位数到17.5影城的25元，及至涨到了现在博纳的40元起步。十多年前被大家看作“不正经”场合的咖啡店，如今产生了许多新变种，年轻人和中年人都乐意消费。咖啡也终于摆脱了速溶味儿，价格和味道跟标准化的星巴克相差无几。而高峰时的堵车，也成了本市人常聊的话题。

　　今年春节回家，我是带着困惑的。在北京，身边几乎所有声音都在谈论“东北的衰落”。可我回到家却发现，从生活的角度来看，通化向北京“靠近”的速度，比从前又快了许多。我不否认，这里除了进体制，年轻人可施展的空间依旧不多，行政效率依然低下，过了十几二十年最有名的还是那几家老药厂和葡萄酒厂。

　　我问身边的人，你知道有人说东北要“完”了吗?他们都摇头，有人说:“钱难赚，可全国都一样吧”。

　　整个春节，听到的一则新消息说通化将来要通动车了。一旦通车，从通化到北京的时间将被缩短十余个小时。我想，这会不会有助于缩短外地人与东北的距离?至少在段子和唱衰之外，有更真实的东北在活生生地存在着，变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