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出台整治滥摆酒席的新规，引发舆论争议。有地方政府规定，婚丧之外的酒席一律不得操办，复婚及再婚方也不得摆办酒席。有的县级政府甚至鼓励群众相互举报，在核实后进行处理。

　　有人认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类似的文件缺乏法律依据，显然违背法治精神。然而，有不少民众反映“人情债越来越重”，“整酒”负担也重，希望政府能够加以引导。在法治框架下，政府如何才能保证既不越位，又能有效引导社会不良风气的转变？政府“治酒令”的界限该如何把握？

　　“在提倡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教育，而非执法。”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博士张克指出。

　　不久前，贵州绥阳县的一个做法引发网友热议。该县规定，除婚丧之外的一切酒席，皆属于滥摆酒席规定的情形。在暗访查实后，该县不仅驱散了就餐群众，没收了饭菜，将其送给敬老院，而且有照片显示，有人将收缴的饭菜集中堆放，并注明滥摆酒席的事主姓名。

　　绥阳县的做法并非孤例。此前，贵州凯里市也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复婚及再婚方不得操办酒席。贵州遵义泗渡镇则规定，允许摆寿辰酒，但仅限于80周岁以上的整十生日酒席，且生日酒席须与户口及身份证日期一致，前后不超过一年，只能操办一次。

　　张克认为，地方出台的这些“红头文件”，统称为规范性文件，按道理只是对内发布，对公民没有普遍约束性，不能设定公民义务。

　　不过，在媒体采访中，贵州思南县居民杨先生抱怨，“三年不办酒，人就要讨口，我就要去要饭了”。不少网友也对酒席泛滥不胜其烦，“吃酒真的吃怕了，希望政府加大打击力度。”

　　在贵州省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吴一文看来，当地酒席随礼的增多有其社会背景。贵州过去交通闭塞，很多地区结寨而居，内部凝聚力很高，因此社会交往十分密切。不过，近年来，很多人前往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外地的一些民俗，有时超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要加以引导。

　　然而，如何有效回应民众呼声，又不至于“一刀切”，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认为，政府首先应当进行深入调研，摸透各地的实际情况，然后加以宣传教育，慢慢地引导社会风气改变。

　　在张克看来，“发挥社会自治力量”是破题的关键。每个村可以成立一个红白理事会，由村中有声望的人组成，制定相应的村规民约。在村里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大家共同商议酒席标准，比如什么事由的酒席可以摆，什么样的不可以摆，酒席一般控制在多少桌，以及随礼礼金不超过多少钱。他认为，激发民众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很可能比政府出台“红头文件”的效果更好。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村民自治的重要性。在河南商丘市宁陵县，各村党员、村干部、老教师等有威望的人组成了红白理事会，对违反乡规民约大操大办的群众，取消其参与村内一切评选先进的资格。江苏省如皋县江安镇周庄社区同样成立了类似的理事会，为了引导村民摒弃大操大办的陋习，在“十星级文明户”评比中，移风易俗成了一项重要指标。

　　不过，张克提醒，在制定乡规民约过程中，也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他还呼吁，民风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需要更多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