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果然变成了真的！昨天中国篮协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姚明被选为中国篮协主席。在近二十年的中国蓝协历史上，这算比较特别的一次。在他之前的两任中国蓝协主席，均由副部长兼任。

　　“姚主席”诞生的背后，藏着什么内幕？政已阅进行了相关梳理。

　　动向

　　一个新事物，在出现之前，往往会显露征兆。

　　姚明的当选，也不例外。在江湖上，早就有种种传言，还有一些低调的动作。

　　要追根溯源的话，恐怕要从去年10月讲起。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经历了一次人事变动，北京市委副书记苟仲文调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任局长刘鹏调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去年10月，苟仲文接替刘鹏，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这看上去，应该算一次例行常规的人事变动。因为刘鹏出生于1951年，确实已经到了卸任的年龄。

　　2017年1月2日，专业报纸《篮球先锋报》忽然发布了一条消息：苟仲文出任新一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后，总局对中国篮球发展作出了10点重要批示，其中第二点和第三点分别是酝酿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并由他兼任中国男篮主教练。当时正值元旦放假期间，却发出这个重磅消息，意味深长。

　　这个消息出了以后，在篮球爱好者中引起了不少讨论，却始终未得证实，不过当时众多球迷的反应是：这应该是个传言。

　　要是按姚明的资历、专业水准而言，他确实符合篮协主席的要求，可谓当之无愧。但不少球迷下这个结论，也是有原因的。

　　从1979年起到现在，除了姚明之外，中国篮协共有三任主席，1979年至1996年是牟作云，他是中国体育界元老、中国篮球运动开创者和奠基人，CBA联赛的总冠军奖杯是“中国篮球至尊鼎”，它还有个名字：“牟作云杯”。

　　更值得一提的是：牟作云在1956年时就担任中国篮协副主席。可能专业领域名气太大的原因，他的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官员的身份很少被人提起，1956年国家体委球类司成立时，他当时就担任副司长。

　　之后的两任中国篮协主席，分别是张发强和于再清，两人都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是副省部级官员，总任期长达二十年。虽说逝者如斯夫，但二十年足以造成一个印象：中国篮协主席应该由副省部级干部兼任。

　　姚明的公众形象，显然和“官员”二字有明显差别：自从2011年退役后，他的形象就和商业、公益、网红等联系在一起。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投资领域：体育、餐饮、股市、音乐、红酒、房地产、影视等，领域非常之广。

　　在这些投资中，有两件事让外界曾经很是“看不懂”：2016年2月，由姚明牵头、18家篮球俱乐部作为股东的中职联篮球俱乐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起初被视为“体制外”挑战“体制内”；2016年11月，由中国篮协牵头的CBA联赛公司成立，姚明却又加入这家公司，并担任副董事长。

　　在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一连串“看不懂”事件，原来遵循的是同一个思路。

　　思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思路是什么。这恐怕要从同为大球的足球说起。

　　两年前，曾经有个让足球迷们振奋的消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当时不少人曾以“深改组会议讨论足球改革”为标题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

　　这次会议之后，在公布了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中，要求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不设行政级别。果然，到了2016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被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基本完成。

　　昨天朋友圈里关于“姚明将来什么级别”的讨论，按照这个思路来同理推论，只怕应该有答案了。

　　有趣的是，业内人士对《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认知是：长期以来，足球领域一直有“管办分离”的呼声，这一方案是对该呼声的回应和确定。

　　姚明当选篮协主席，意味着这股风“刮”到篮球领域，背后潜藏的思路显然不止于当初对足球改革的猜测。

　　长久以来，不管篮协还是足协，因为种种原因，人们都把它们当成了官方机构，换句话说，至少是“二政府”。与此同理，其它很多协会也在人们心中有这种印象。但在实际上，它们的真实定位应该是群众性组织。

　　既然是群众性组织，就不应该带上这么浓厚的官方色彩，更何况这两个大球种种让人诟病的问题，也和这种官方色彩不无关系：曾号称“世界第八”的中国男篮，伦敦奥运会上一场不胜，里约奥运会又五战尽墨；中国男足更是让人从失望到了绝望。

　　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改革，背后都潜藏着这么一个思路：让群众性组织回归其联系群众的本来面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又会发现一个更广阔的大战略。

　　战略

　　这个大战略，近年来已经让人们耳熟能详：群团改革。

　　2015年7月，讨论《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中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5个月不到后，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如果说这次会议揭开了群团改革的序幕，那深改组第十次会议更像先声。

　　群团组织为啥要改革呢？这要从革命时代讲起。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群众工作、推进党的事业，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党成立之初，力量比较弱小，就致力于组建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组织等各类群团，组建群团、发展群团成为党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夺取革命胜利的基石之一。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重构：一方面原先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出现式微，人们不再完全依赖单位组织，成为原子化的社会人，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的趋势；而在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又在蓬勃兴起，还带着一定的利益诉求和功能诉求。

　　一些群团组织固守单位制框架，行政色彩浓厚，基层组织“空壳化”“空转”现象严重。有的群团组织不像群众的“娘家”，反而更像“衙门”，如果再不有效加强和改进，不但桥梁纽带作用难以做实，更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到了2015年11月，信号更为明确：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没过多长时间，到了2016年，一个消息传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农民工巨晓林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他是中国首位当选全总副主席的普通农民工。

　　当时的报道中称：他没有秘书、没有司机，不享受副部级待遇。工资、奖金仍由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发放，和过去一样，还是六千余元。

　　接着，这类“前所未见”的事越来越多：上海出现了四位团市委挂兼职副书记；河北出现两位团省委兼职副书记；共青团浙江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奥运冠军周苏红、浙江大学教授陈积明、金牌“蓝领”吕义聪出任团省委班子首度设置的挂兼职副书记等。

　　在妇联中，也出现了“圈外人”意想不到变化：航天员刘洋当选为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重庆妇联有了4名兼职副主席……

　　之所以昨天会出现“姚主席”，其实就是这场改革中的一幕，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