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绝活’无人传承，即便机器人换人后，缺的还是人，是能够驾驭一体化设备的高技能人才。”广东马可波罗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代表管理的工厂正在经历一场“智能革命”，今天，这位从一线干起的创业者谈到本报刊发的《“绝活不能真成了‘绝’活”》报道时坦言。

　　不止黄建平，带着《建议进一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来参加全国两会的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张晓庆代表也感慨：“现在招聘一个熟练的数字机床工，比招聘一个研究生还困难。”

　　产业转型升级面临高端技工荒，合适的工人“找不到、稳不住、留不下”是许多企业一线代表委员们的共同感受。人社部此前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25亿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就达400余万人。

　　“高水平技术工人难招，知识型、技能型工人不足，已成为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短板。”有“花布大王”之称的江苏亚萍集团董事长陆亚萍代表称，在产业发展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换的今天，制造业劳动力结构性调整的需求也愈加强烈。

　　一边是企业呼唤高技能人才，一边是大量普通工人技能亟须提高。

　　“未来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中，农民工仍将是中坚力量。”不少代表委员都关注到了提高农民工群体职业技能的话题。

　　陆亚萍代表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但其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很小，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普遍缺乏劳动技能，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聚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周振波是上海德力西集团一名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在的车间里有80多名工人，九成是外来工。”周振波代表说，为了培养一批相对稳定的技工队伍，企业曾打算招聘上海籍的技校生。“好不容易到学校招了一些，结果没干几天就走了。有人连试用期都没坚持下来，甚至还有上岗两三天就主动要求‘下岗’的。”

　　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一些年轻人不愿干技工的现象?

　　陆亚萍代表分析：“技术工人目前社会认同感还不强，工资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上升空间狭窄、社会地位不高等，都是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因素。”

　　即使是农民工群体，也对当工人有自己的想法。“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理想是争取融入城市生活，进写字楼当白领。”周振波代表说，当技术工人不再是他们求职的第一选择。

　　“过去职业技术院校被誉为工人的‘摇篮’，技能人才孕育的‘土壤’，但现在更多的青年却不愿意踏进职业技术院校的门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忍不住发问：“谁来培养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呢?”

　　对此，新野鼎泰电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馨代表说，企业自主培训技工要经历相当长的周期，每年招进来的几百名工人，最终还会产生淘汰和流失。“为了让工人能够留下来，企业要通过包括奖金、补贴等一系列激励政策，并通过相应的‘传帮带’机制来稳固团队。”

　　而在宿迁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利平代表看来，传统产业工人素质提高和技能提升任务艰巨，建议国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完善对技术工人的评价机制，提高优秀技术工人的生活福利。

　　“无论是改变社会观念，还是从政策层面提升职工获得感，仅靠政府和企业是不够的，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需要全社会‘总动员’。”中国五冶董事长程并强代表说，应通过更多正能量传播，促进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工人日报北京3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