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对女科学家罗义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位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像往常那样一大早就来到学校，动笔写起科研项目计划书。

　　如果不是办公楼刷卡处，物业保安给每位女教师准备了一朵鲜花，罗义可能都意识不到：“原来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她太忙了，忙到只能把今天也归为“很常规”的一天。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高利也一样。这天，她开了一上午的会，下午单位放假，还给了一张电影票，但她却享受不了这个福利。像往年一样，她把电影票送给别人，自己则关在办公室继续工作。

　　“晚上?也没什么安排，继续干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高利说。

　　前不久，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揭晓，包括罗义、高利在内的10位青年女科技工作者摘得这一奖项。这是她们作为女科学家罕有的舞台，而在舞台的背后，还有超过2400万名的女科技工作者。

　　围绕在这千万名女科技工作者身上的，除了科研任务繁重、家庭事务忙，还有“女博士多，女院士少”现象、有“天花板”“漏油的管道”问题，甚至还有“女性不比男性聪明，不如男性擅长科学研究”的种种议论。

　　关于节日

　　刷朋友圈才知道情人节到了，记不得上次逛街是什么时候

　　去年三八妇女节，罗义也没给自己放假，同样是躲在屋子里写“本子”(科研人员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研基金申请书的俗称，记者注，下同)。

　　事实上，这项工作从春节就开始了。在她的记忆里，“基本上没有一个春节不在写本子”。

　　罗义的研究对象是抗生素。曾有一篇文章写道，一支美国科学团队发现科罗拉多州河流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情况，并首次将抗生素作为一种环境污染物来看待。罗义看后深受启发，对抗生素的研究一发不可收，“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在环境战线上阻击‘超级细菌’!”于是，她便又开始了研究计划的申请。

　　每年的3月20日，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申请书提交截止的时间，不少科研工作者都会为之加班加点。女科学家自然也不例外。

　　罗义对此不会“长嘘短叹”，因为，对她而言，基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刷了微博、朋友圈，才知道原来这天是情人节；至于寒暑假，她给学生说的是寒暑假各两周，一年加起来一个月，而对她来说，假期可能连两周的时间都不到。

　　有年暑假，她带着孩子去避暑，但也全天带着电脑，收发邮件，给学生改文章和方案。“我都不记得上次逛街是什么时候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高利对此感同身受。工作以后的三八妇女节，她几乎都是在写“本子”中度过的。

　　就连她的生日——3月3日，也常常在写“本子”中度过。

　　高利是研究农作物病理学的，在她看来，玉米和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所有可能危害它们、导致大幅减产的病害，都牵动着千千万万粮农的心。她要做的，正是为一些容易导致严重后果的农作物病害，寻找快速诊断的方法，让人们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对病害发起“反击”。

　　也因此，在她看来，写“本子”是一项需要静下心来，花时间好好梳理、推敲的工作。

　　不过，如果仅仅是科研教学任务重，倒不足以单独拿女科学家这个群体来说事，加上被频频提及的家庭负担，才构成她们较为完整的女性科学家形象。

　　关于家庭

　　一天耳边响几十遍“妈妈”，如何安心科研?

　　多年来，罗义几乎一直是两点一线式的工作和生活，用她的话说，“不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在去办公室的路上”。

　　这并非她主动选择的结果。

　　罗义很羡慕同龄的男同事，因为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可以把家当成办公室，她却不行，尽管丈夫很支持她——“家里不也有书房吗?”

　　罗义听男同事说，男同事进书房后，老婆孩子进房前都要先敲门。而罗义进了书房，却仍免不了受儿子的“蹂躏”，“一天几十遍的‘妈妈、妈妈’在我耳边响，哪能安心工作?感情上也没法忽略他的存在。”她说。

　　高利有时也会为之苦恼，在怀孕或哺乳期，女性会分很多精力在小孩身上，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也发现，孩子的班主任似乎更愿意和妈妈沟通，一些相应的作业处理、兴趣班接送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妈妈头上。

　　说到底，这是如何平衡科研工作和家庭的问题。正如高利所说，在家里，她总想在妻子、母亲、孩子角色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在单位，她又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学生、做好工作及分内的事情。为了兼顾研究、学生和孩子，有时她“要把自己掰成三瓣”。

　　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面对取舍，高利的选择通常是“家庭先退后”。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她说，尤其像她们研究农作物病害的，必须要遵循作物田间生长周期，播种前，要先布置好试验设计；播种后，要根据病害发生规律；在其特定生长阶段，调查其病害发生程度。而调查病害，又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高利要奔向全国各地采集样品，那是她一年最忙的时候。

　　相应地，家庭就顾不上了。她略带玩笑似的说，“很羡慕那些学计算机的，带着电脑在哪儿都可以工作!”可是，她所在的领域，不下地，就发现不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生产问题。

　　高利也因此常常在实验室和家里两个地方来回串。

　　有一次，高利对孩子说，“你也不提前和我联系下，万一我不在实验室呢?”

　　孩子撒娇似的白了她一眼：“至今还没发现过‘万一不在’的情况。”

　　关于性别

　　不曾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对工作降低要求

　　这些矛盾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即她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科学家，或一些缠身的家庭事务，而降低对自己在科研产出上的要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教授杜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无论是在求学读书的时候，还是现在工作了，我都不曾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对工作降低要求。”因为她知道，不论是在能力上，还是智力上，男性女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能够完成的工作任务也可以是一样的。

　　杜兰所在的研究领域，恰恰就是男性居多的雷达工程。

　　她师从雷达方面的权威保铮院士，所研究的是一个交叉方向，不仅涉及雷达相关专业的积累，更需要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新知识。真正尝试过之后，不少人发现，理论与工程应用的结合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比如，科研工作者需要根据雷达的具体型号，与其他单位展开合作。有些外场的条件艰苦，其实并不适合女性参加。杜兰却从不觉得“在工作上，男女有什么不一样”。

　　相应地，女性还是自己的优势。杜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凡是研究，即便是在工程应用领域，也需要算法等基础研究，这时，女性耐心、细致的优势就能有所体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王志珍也曾在多个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篇学术论文说过女性智商低于男性，而且我们还可以昂首挺胸地说，从某种意义上，女性的情商还高于男性。”

　　她还提到，一些事例也证明，许多女科学家的确在自己的领域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陈化兰因其在禽流感病毒领域的研究两次蝉联素有“女性诺贝尔”美誉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今年年初，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大榜”揭晓，其中被称作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17年来首次授予女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而在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首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本土中国科学家。

　　有人认为：“这一次，女科学家终于证明了自己!”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周树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但她觉得，女性科学家这些年正在用自己的实力，不断证明自己并不输给男性。

　　周树云所在的凝聚态物理领域，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悬殊的男女比例。她自己的博士导师就是一位女教授，在周树云开始读博士的那一年，也正是导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职的时候。

　　在前几年的时间里，周树云看到导师一步一步从零开始建立研究小组，并且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导师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工作和生活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所以，女性到底适不适合从事科研，从来都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周树云说，因为身边有很好的榜样。

　　关于科研

　　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喜欢并很享受这种成就感

　　高利也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那是2011年4月到2013年4月，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该校女农学家弗吉尼亚·沃尔伯特。她眼中的弗吉尼亚，是一位非常认真、乐于追求真知的智者，而且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保持着勤奋的作风。

　　在斯坦福大学，有弗吉尼亚的团队种下做实验的玉米。已经60多岁的她，每天5点多就到学校去照顾玉米，7点50分到达办公室，喝一杯咖啡，吃一两块饼干当作早餐，8点准时上班，开始做研究，或者和其他研究人员、学生探讨学术问题。

　　直到天开始黑下来，这位可敬的老人才会回家。高利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弗吉尼亚没有建立家庭，养了两只猫陪伴自己，如果出差，就把两只猫交给邻居看管，而她则把几乎一切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高利说，这其实就是一种言传身教，尽管自己没有弗吉尼亚“那么拼”，但会学习她对待工作的态度——提高工作效率，挤出时间，把时间拉宽了，来兼顾工作与生活。“她让我看到了女科学家全神贯注工作时的美丽和光芒!”高利说。

　　事实上，不管是受到女性前辈的感召，还是被科学研究本身的吸引，女性之所以投身科研工作，往往也是跟着她们自己的内心在走。

　　罗义说自己从小就对未知的事物感兴趣，有好奇心，喜欢攻克难题，喜欢在科研过程中解决问题。她说：“我喜欢并享受这种科研带给我的成就感。”

　　相应地，对于这个领域是否是男性科学家在主导，或是团队成员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王艳丽的研究是关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斗争。王艳丽为这样精彩绝伦的战役所着迷，于是，擅长分子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她，决心彻底搞明白这其中的作用机理。

　　范金燕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数学家在大众的心中往往是种逻辑性强、过度理性的形象，她却自认为在生活中是个感性、简单的人。因为，她的研究对象“非线性优化”，可以套用到生活之中——为复杂的世界求得“最优解”。

　　比如，那个对很多女科学家来说致命的难题“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范金燕说，如何平衡取决于不同人的想法，不过她相信，一定有一个“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