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痛苦与漫长的等待，“馅饼”砸中了杨群，换肾的她告别了每周三次的透析，顺利的话，十多天，就可以在丈夫的陪伴下回家。

　　同一天，43岁的乙肝患者顾文云等到了肝脏。10年前，他因肾衰竭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挽救了生命，10年后，他病变的肝脏移植成功，再一次走出生命的险境。

　　在另一间手术室，因糖尿病造成肾衰竭和尿毒症的江海顺利完成了胰肾联合手术。

　　他们的幸运都来自一位16岁少年的不幸。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位彝族男孩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3月4日，云南脑死亡少年——李阳的器官获取手术在昆明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顺利完成，共获取1个心脏、1个肝脏，1个肺脏、1个胰腺、2个肾脏、部分小肠、2个角膜，共计9个器官及组织，创下云南省单人捐献器官个数之最。

　　当天，李阳的7个器官进入新的躯体，5位重度病患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生命用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16岁少年脑死亡

　　李阳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像睡着了一样。他的床号是A7+

　　李阳的诊断书显示：车祸伤，重度颅脑损伤，临床脑死亡。

　　2月25日零点30分，云南省晋宁县人民医院接收了一位因车祸脑部遭受严重撞击的少年。由于伤势严重，在抢救过程中，病人曾出现过心脏呼吸骤停，因地方医院条件有限，早晨7点21分，李阳被送到昆明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急诊科的医生立即安排多学科的医生进行会诊，评估报告显示，颅脑发生严重损伤，病人的生命体征很不稳定，呼吸十分微弱，还有休克症状，需要立即进行血肿清除和去骨瓣减压手术，否则病人的呼吸心跳可能随时就没了。

　　深夜来临的噩耗，叫醒了当时处在睡梦中的李阳父母——李贵福和王凤霞。他们不知道儿子为何深夜骑着摩托车出去，又被一辆小货车撞倒。

　　看着血肉模糊的孩子，夫妇两人来不及多想，签字同意手术。无助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恳求医生，“不管结果怎么样，尽全力去救。”

　　手术室的门刚一打开，王凤霞两人冲向医生询问。医生说，手术已经做完了，还很顺利，手术过程中，生命体征麻醉医师维护的都很稳定。

　　术后的李阳，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头上裹着纱布，有明显的肿胀。他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像睡着了一样。医院为李阳开辟了绿色通道，在满员的重症监护室增加了一张病床。他的床号是A7+。

　　下午4点20分到4点50分，是家属固定的探视时间。王凤霞每次都是含泪进入房间。在病床前，她会俯身摸摸李阳的胳膊和腿脚，观察他有没有反应。有时会告知值班护士，儿子的体温有些凉。

　　在泪水中，王凤霞和丈夫反复呼叫着儿子的小名，或者和他聊天，期待着“睡熟”的儿子有一些回应。

　　父母的呼唤没有叫醒李阳。各项生命指标显示，情况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神经系统的反射逐渐消失了。神经科的专家测试了李阳瞳孔的对光保护性反应，角膜的扎眼躲避反射、疼痛刺激反射以及冰盐水反应，这一切说明，脑干功能衰竭了。

　　奇迹最终没有出现，脑电图的画面定格在了直线。2月27日下午，在详细介绍了李阳的各项检查结果后，医生宣布了脑死亡的结果。

　　“我每天去看他，实际上我就知道他不行。”这几天来，情绪已经相对稳定的李贵福，虽然不太明白医生说的各项检查，但对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一直悲伤的王凤霞，在医生宣布脑死亡时停止了哭泣，似乎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把能用的都捐了

　　在前期抢救中，李阳曾做过去骨瓣减压手术，拿走了头颅上的一块骨头，王凤琴询问，能否请医生将头骨再缝合回去

　　这对农村夫妻以前在电视上和公交车站都看见过器官捐献的公益广告，但他们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要为自己的孩子做出选择。

　　在宣布脑死亡后，医院和家属商量后续的方案。一般有四种处置方式：一种是接受死亡的事实，尊重逝者，停止治疗自然死亡。一种是根据风俗在还有心跳的时候接回家。一种是继续用药物维持生命体征，直至药效也维持不了。

　　最后一种是，捐献孩子的器官，去救助更多的人，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肺还在呼吸，眼睛还能看见外面的世界。”

　　昆明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李志伟，给王凤琴和李贵福举了著名歌手姚贝娜的例子。2015年1月16日，姚贝娜因癌症复发，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在生前的最后一周，她提出将不带肿瘤细胞的眼角膜捐献出去。最终，她的眼角膜救助了深圳和成都的两位年轻人。

　　“你们回去开个家庭会议，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医院都绝对尊重”，李志伟说完器官捐献的时候，王凤霞和李贵福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选择捐献器官不是容易的事情。昆明第一人民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柏凌，从事协调工作已有四年，参与过上百例成功捐献的案例。但是被拒绝的案例更多，她觉得这项工作“太难了”。

　　柏凌曾经参与协调过一个大学生车祸脑死亡的案例，大学生的母亲特别不理解，愤怒地说，“你们让我的孩子移植器官给别人，那你们怎么不把别人的大脑移植来救我的孩子”。

　　2月28日，上午11点多，王凤琴给李志伟打了电话，就简短的一句话“我们决定捐献，下午过来”。

　　对于这个家庭，这是一次重大的决定。当天下午2点，来到医院的除了王凤琴和李贵福，还有李阳的姨妈、堂叔，以及70多岁的奶奶，部分亲属只能坐在靠门一侧供值班医生休息的床上。

　　亲属再一次询问了李阳的病情，以及整个救治过程。他们表达了一个担忧：在器官捐献以后，孩子的遗体是不是会有残缺，留下一个个窟窿。

　　尽可能让孩子完整的离开，是家人最大的心愿。王凤琴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在前期抢救的过程中，李阳曾做过去骨瓣减压手术，拿走了头颅上的一块骨头，王凤琴询问能否请医生将李阳取下的头骨再缝合回去。

　　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坐在床角的奶奶始终安静地听着，没有说任何话，直到李阳的父母及其他亲属纷纷表态以后，老人家给出了一句话：“都救不过来了，就按照他们的意思，捐了吧。”

　　一个家庭的长者，最终给出了一锤定音的意见。李志伟感受到这位70多岁老人的伟大，“在这种场合，很少见到奶奶辈的人，她能同意，我非常吃惊。”

　　3月1日中午，文化水平稍高的王凤琴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了字。信息填写的过程很顺利，直到选择捐献哪些器官时，王凤琴犹豫了。志愿书上标注着肝脏、肾脏、肺脏以及其他器官名称，王凤琴不知道该选择捐献哪个，她询问坐在一旁的丈夫李贵福，得到的答复是：既然要捐，就把能用的都捐了。

　　随后，王凤琴在器官选择上都打了勾，摁上了手印。

　　生命的“交接”

　　李阳的一颗肺脏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位患者。到晚上12点，李阳的7个器官全部顺利完成移植，进入受捐者体内

　　根据规定，所有捐献器官必须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经过分配，符合条件的患者进入等待的序列。

　　参与此次移植手术的有国内外多个优秀移植团队，包括美国俄克拉荷马移植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心脏移植团队和昆明第一人民医院李立教授带领的器官移植团队。

　　器官获取的手术时间确定在3月4日上午8点。

　　为了能在手术前见孩子最后一面，王凤琴和李阳姨妈等亲属前一天下午就从老家赶过来了，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不知什么原因，一向坚强的父亲李贵福没有来。

　　在重症监护室，王凤琴和亲属看了李阳最后一眼，他们一起推着李阳从重症监护室到手术室门口。几位女性家属的情绪还是崩溃了，整个过程不停地喊着孩子的名字，不停地哭泣。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李阳的表姐，始终不愿意松手。

　　王凤霞将衣物交给了柏凌，委托她在手术结束后，给李阳穿上这套衣服。这是李阳生前最喜欢穿的一套运动服。

　　就在柏凌离开前，王凤琴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掏出了一包东西，里面包着像树叶一样的东西，有点清香的味道。按照当地风俗，人走了以后，要用这种树叶浸泡过的水，擦洗身体。

　　早晨8点半，器官获取手术正式开始。手术室内的医护人员对捐献者鞠躬，表达对捐献者的尊重。

　　由于获取的器官较多，三个团队的医生，时间点的配合非常关键。肝胆外科医生首先走上手术台，把所有的血管游离好，其他团队的医生先后介入，达到同时灌注的状态，器官开始分离。

　　李阳的心脏、肺脏、肝脏、胰腺、小肠、肾脏等器官和组织先后离体，下午1点，全部器官获取完毕。

　　为了保证器官功能不受影响，医务人员要和时间赛跑。在医院南区器官获取手术进行的同时，昆明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国际医院院区的移植手术也已准备就绪。

　　当器官获取的医生通知捐献的肝脏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时候，等待移植的乙肝患者进入了手术室。大约一个小时，肝脏从医院南区送到新区，下午3点，肝脏移植到新的躯体。

　　其他移植手术也随着器官的到来，紧张地进行着。下午6点，心脏移植手术结束。

　　李阳的一颗肺脏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位患者。中午11点30分进入保温箱，前往昆明机场。下午5时，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早已等候在机场的救护车将肺脏送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为这名56岁的男患者进行了肺部移植手术。

　　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甘美国际医院的最后一台移植手术结束，李阳的7个器官全部顺利完成移植，进入受捐者体内。

　　人间真正的大爱

　　觉得“一下子天黑了”的杨群，3月4日完成了肾脏移植手术，她微笑着做出了“耶”的手势

　　如果没有合适的肾源，杨群的50岁生日不得不在透析中度过。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3月4日，杨群在甘美医院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她觉得自己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她是个幸运者，在同为肾病患者的微信群里，杨群收到了很多病友的祝福以及羡慕。

　　去年5月，杨群被确诊为肾衰竭。平日里，喜欢弹琴、打球以及和朋友聚会的她，告别了安逸的生活，“一下子觉得天黑了。”

　　一周三次透析，每次大约6个小时。杨群根本离不开医院。而且体质的原因，杨群的排斥反应特别强，“一透析，疼得想撞墙”。掀开衣袖，两个手臂留下了大大小小的黑色针眼，手臂的血管也因抽血粗出很多。

　　最难熬的时候，杨群曾失去活着的信念。“在国外买的化妆品，我全部都送人了，觉得自己用不到了。”丈夫杨超说，实在没办法，活命要紧，当时甚至考虑过器官的黑市。他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但是价钱高昂，又不保险。

　　得知有合适的肾源，杨群的兴奋和担心夹杂在一起，“不知道幸运会砸到谁的头上，不上手术台都不敢确定是不是自己”。3月4日中午，杨群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3月8日，术后第四天，心率血压都很好，曾经一度超过1000的血压，术后第三天已经降到120 ，尿液也恢复了。

　　这天，正好是杨群50岁生日，对着镜头，她微笑着做出了“耶”的手势。

　　夫妻两人已经知道第二次生命源自哪里。杨超当天看到新闻说，一位人大代表在北京做肺部移植手术，报道说肺脏来自一位云南的16岁少年，这个少年捐赠了9个器官组织，“我们就把这个联系到一起，肾脏可能来自那个16岁的孩子。”

　　一个生命的延续也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杨群说：“非常感谢这个小伙子和他的家属，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现在小孩已经不在了，他的父母思想境界是真的高，平时说什么爱心，这才是人间真正的大爱。”43岁的顾文云感触更深，他的生命先后两次由于捐献器官获得重生。2007年，顾文云因为肾衰竭做了肾脏移植。

　　顾文云是一位乙肝肝硬化病人，病史有15年。去年10月，顾文云开始呕血，大量出血导致他休克了三次，立即被送往医院急诊科抢救，与死神擦肩而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直等不到肝源的话，呕血会一次比一次凶，可能某一次大出血，就抢救不过来了。

　　“我们全家都在感恩，没有这个肝源，我的儿子，他的生命就说不清了。”顾文云父亲激动地说。

　　哥哥是个伟大的人

　　按照惯例，器官移植完成后，捐献者家属会得到一些反馈，比如什么样的人获得了器官，恢复情况怎么样

　　3月4日下午2点半，器官获取手术结束，在医院太平间门口，王凤霞和家属们看了一眼李阳的遗体。为了便于后事处理，他们选择了离家近的县殡仪馆。跟着殡仪馆的车，王凤霞带着李阳“回家”。

　　李阳是一个来自云南农村的彝族少年。如果不出车祸，再过两个月，他就年满17岁了。

　　在父母眼里，李阳是个懂事的孩子。李贵福和王凤霞都是农民，李贵福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考虑到家庭的经济负担，成绩不理想的李阳刚上高中就辍学了，未成年的他只能在当地打些散工，挣钱给父母贴补家用。

　　李阳和父母的希望更多寄托在他弟弟的身上，一家人全力供养弟弟上学。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弟弟一直很崇拜哥哥，觉得很多事情哥哥都能帮着他。

　　由于年纪还小，王凤霞夫妇不想让小儿子知道李阳捐献这件事情，担心可能对他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王凤霞想着，以后等小儿子长大了，再把李阳捐献器官的事情告诉他，让他知道，哥哥是个伟大的人，“希望哥哥永远是弟弟心目中的英雄。”

　　按照惯例，在器官移植以后，柏凌会给予捐献者家属一些反馈的信息，比如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介绍什么样的人获得了器官，以及获捐者的恢复情况怎么样，让家属内心有一些安慰。

　　王凤霞说：“那还是挺好的，希望他们身体早日恢复，祝他们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