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有两个上午坐门诊，一个半天进行多学科综合诊治，剩余时间一直泡在实验室里——这，就是浙江大学85岁高龄的教授郑树(见上图。资料照片)的“生物钟”。

　　“练就白求恩那样的技术，解除百姓病痛”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郑树1949年考进浙江大学医学院，三年后进入一墙之隔的浙大附属医院进行临床学习……郑树常常是上午在医院查房、跟门诊，下午去学校图书馆学习，“那时候便想着，一定得好好学习，为党和国家、为百姓做点事儿。”郑树回忆道，“我要练就像白求恩医生那样的技术，解除百姓的病痛。”

　　刚参加临床诊疗不久的郑树，每年有一半时间要承担《外科总论》和《局部解剖》两门课的讲授，扎实的理论基础加上勤奋的练习，郑树练就了可用一把医用剪刀，对每一条血管神经既可分离皮肉组织，又能开展切除作业的本事，患者们为此送给她“一把刀”的美誉。听说“一把刀”来了，患者就会踏实、心安许多。

　　每次下乡为农村群众诊疗，临走时，农民们总会感激不尽。郑树却时常反思说：“我们只是做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却得到患者如此厚爱。如果没有良好的医德、高超的医术和对患者的深情厚谊，如何承得起这份爱与感激?”

　　“如此努力，因为我所追求的问题还没解决”

　　浙江省在上世纪是全国大肠癌发病率较高的地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来了，郑树着手建立肿瘤研究所，深入调查浙江当地大肠癌病原。她带领团队对海宁市30岁以上共计50余万人口进行普查。刚开始普查，群众不理解，一天下来没几个人主动配合。后来郑树想了个办法，她请乡镇干部带头，一旦发现有大肠息肉，并确定为癌前期病变者，及时进行手术。此事传开，许多村民开始转变观念，自发来做筛查，最终有4000多人被发现为大肠癌高危人群，并被及时干预。

　　此后20多年，郑树带领团队继续开展跟踪检查，通过早期预防和治疗避免了大肠癌大面积发生的悲剧。为了彻底搞清楚大肠癌高危人群的高危因素，1982年起，郑树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研究，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中美华人大肠癌流行病学研究。通过仔细记录高危人群的生活习惯，拟订了300多个可能与大肠癌相关因素的问卷，经筛选并通过统计学分析，凝练为十几个问题，组成一份含金量很高的高危因素调查问卷。

　　后来，郑树团队将这套问卷，连同为大便隐血检测后确定的高危人群进行肠镜检测的干预阻断研究，作为一套系统的“量化高危因素序贯筛检方案”，为我国大肠癌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案，目前已在全国多座城市开展使用。

　　“我们还在为如何更精确地确定大肠癌高危人群范围而努力，如此努力，是因为我所追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今，郑树和她的科研团队正准备通过新媒体向受众推送自查问卷，并力争研制出简单的大便隐血自测器，促进大肠癌早前期自筛的常态化。

　　“争取为国家医疗事业再多工作几年”

　　郑树出门诊时，总有几名博士生旁听。她时时告诫学生，临床医学就是“临在病人旁”，一个好医生就需要在病人身边，真正给其关心、宽其心结。

　　作为一名女医生，郑树持之以恒地对妇女和儿童患者倾注特别关爱。1966年初，正随医疗队在永康下乡的郑树被紧急叫去参加会诊。到了手术室，她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一个50岁的女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旁边的医生要切除一个比篮球还大、布满粗大血管的子宫及附着在上的肌瘤，由于肌瘤的大小前所未见，遂特意请来郑树坐镇。

　　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手术室常常停电，遇到大型手术还常常没有足够的储备血液，更没有先进的B超成像技术，诊疗过程更多依赖于医生的技术与经验。

　　郑树发现，患者体内存在表征怀孕的黄体。千钧一发之际，郑树迅速做出判断——停止子宫肌瘤手术改为剖宫手术。手术刀一划开子宫峡部，温热的羊水马上涌了出来，一个小脑袋跟着出现，在场的医生都惊呆了……

　　“每次回想起这个病例，我总会胆战心惊。”郑树说，每个医学生都学过黄体是胎儿前几个月的营养物质，检查出黄体，医生就要当机立断做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以降低风险，但当时却没有一个医生意识到这一点。“对妇女儿童的关爱，要切实落实到具体的行医过程中。”

　　对别人关爱的郑树，却疏于关注自己和家人。和丈夫婚后的18年里因工作原因两地分居，年幼的女儿都需要她一人看管。轮到值夜班的时候，家里没人照看女儿，郑树就把女儿带到医院。夜里急诊上手术台时，只好让女儿呆在值班房里。有时候手术一做就是通宵，出来天都亮了，郑树只好拜托同事帮忙买个糯米饭团作为女儿的早餐。谈起女儿，郑树总会流露出母亲的柔情与无限愧疚……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成从医，到上世纪60年代下乡为农村群众诊疗，再到出国学习成长为高校校长，郑树的个人命运始终与时代牢牢捆绑在一起。郑树常说，“我们的党让中国变得独立富强，从最初的积贫积弱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愿意与我们合作，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我要争取为国家的医疗事业再多工作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