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人购买“越南制造”的运动鞋，美国人定制“中国制造”的手机，中国人“海淘”欧美化妆品时，注意，一场“蝴蝶效应”正在发生，席卷世界。

　　尽管远离消费地，生产这些商品排放引起的细小颗粒物并不会原地不动。随着大气运动，它们被裹挟在高空西风里，跨越国境、漂洋过海，最终甚至会威胁远在万里之外的消费地的居民健康。

　　这个现象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领导的一支国际科研团队发现，论文发表于3月30日的《自然》杂志。

　　“这是第一篇将全球供应链明确地与人类健康联系起来的文章。”在《科学》杂志的报道中，日本和挪威的科学家评价道。

　　贸易全球化，让空气污染全球化。当全世界的孩子玩着中国生产的玩具，用iPad玩游戏时，PM2.5影响的是每个人的健康，所有人要对所有人负责。

　　“很难讲我是受害者，你是加害者。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黑和白，而是灰的。”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长聘副教授林金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全球经济一盘棋、污染一盘棋的情况下，要减排，就要合作，合则前进。”

　　22%的“过早死”与国际贸易相关，12%与大气输送相关

　　以往的研究，涉及空气污染和健康问题，往往被“区域性”框住。

　　更便宜的劳动力、更宽松的环境法规、更低廉的环境污染代价，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生产部门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当国际贸易拉远了消费地和生产地的距离时，污染和健康似乎也只是属于每个国家、区域内部的“家事”。

　　这项最新的研究则发现，PM2.5“报复世界”的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

　　当这些细小颗粒物在高空中展开万米赛跑时，“大约6天之内，东亚的少量排放物就可以通过大气环流，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本土。”论文的共同作者、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地球系统科学家史蒂文·戴维斯说，“这是全球共享空气的惩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研究团队推测，2007年，全球有345万人在受污染的空气中未活至预期寿命。这种现象被世卫组织称为“过早死”，头号杀手，就是PM2.5污染。缺血性心脏病、中风、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都与这种细小的颗粒相关。

　　他们发现，在345万“过早死”病例中，76万例(约占22%)要归罪于因国际贸易带来的污染转移。这些污染物又通过大气传输，要对另外41万例(约占12%)负责。

　　研究团队将全球228个国家划分成13个领域，运用经济学、大气化学等学科内部模型，分析世界卫生组织和卫星观测提供的空气污染数据。

　　在他们绘制的出口与消费地图上，紫色代表低“过早死”人口密度，红色代表高“过早死”人口密度。图中清晰可见，在美国和西欧，消费导致的“过早死”在当地投下的只是一片密集的淡紫色小点，却在中国和印度的版图中染上鲜艳的红色印记。这说明，西欧和美国的消费威胁的，是产品生产地即亚洲的居民健康。

　　不过，污染源头看似远离消费地，在大气运动下，却不会困于一时、一地。

　　“产业转移和大气输送通过‘合作’，联手给世界人口健康带来威胁。”林金泰说。在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不是分离的、局部的，而是共同的、全球化的。

　　研究发现，相比于大气输送污染物，跨国贸易导致的污染转移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更加强壮有力。

　　在研究二氧化硫排放、PM2.5暴露和“过早死”案例时，研究团队用红色标注净进口国，蓝色标注净出口国，绘制地图(见左下图)。图中，中国看起来是一只深蓝的雄鸡。同样一片蓝色的区域还有印度、东南亚和中亚等地。相比之下，西欧和美国山河一片红。这意味着，大量进口的国家对大量出口的国家，造成环境污染。

　　与此同时，出口国被污染的空气，也会飘到进口国，尽管颗粒物已经大量扩散，但伤害依然存在。

　　“当我们看到北京雾霾的可怕照片时，总是指手画脚，说他们应该好好收拾收拾自己。”戴维斯说，“这有点不公平，因为当我们去沃尔玛买一把‘中国制造’的躺椅，价格是便宜了一些，人们却正在中国受到伤害。”

　　生产到中国来，污染排放自然也到中国来

　　这支国际研究队伍由来自不同专业、国家、机构的学者共同组建，各展所长。设计大气输送模型、计算大气化学和排放、研究碳排放、公共健康等，美国、中国、英国、加拿大学者都有。

　　“这样跨度很大的跨学科交叉，在国际上都很少见。”林金泰认为，能将这几股绳拧在一起的，是共同的兴趣和目标。

　　早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林金泰就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产生兴趣。

　　尽管身处美国，做的是美国的空气污染和大气输送研究，但他思考，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出口大国，消费在国外，生产到中国来，污染排放自然也到中国来。

　　中国举办奥运会期间，林金泰在哈佛大学查看卫星数据时，惊奇地发现，2005～2008年，中国华北地区的气溶胶光学厚度正在上升。这是一个反映区域大气颗粒物污染程度的指标，与颗粒物大小密切相关。颗粒物越小，总表面积越大，反射越强，厚度越大。

　　“当时咱们国家还是以控制一次颗粒物为主，还没有注意到小颗粒物，就是二次颗粒物的影响。”他从卫星图上清晰地看到，华北地区气溶胶光学厚度的变化反映出污染物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污染物，在2012年变得众所周知，即PM2.5。

　　林金泰回忆，他回国之后，2011年某一天，曾兴致勃勃地给多年研究排放问题的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打电话，提出了共同研究全球贸易与空气污染问题的方案。

　　电话那头的回答令他兴奋：“非常好，我们现在也在捣鼓这个事。”林金泰回忆，双方一拍即合，将团队扩展到了3个国家、多个研究组。

　　研究组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引起了世界级的关注。论文称，由于美国将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硫酸盐污染在美国东部地区减少，但在美国西部地区增加。

　　“美国东部的排放的确少了，但中国污染上升后，大气还运动着，污染就跑到美国西部去，甚至抵消了西部减排的作用。”林金泰解释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贸易和大气运动导致污染转移问题结合起来。”

　　这篇论文题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美国的空气污染》，在当年获得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大奖。不仅引起学界大量关注，甚至引起外国政府的兴趣。

　　和中国同为主要出口国的巴西，官方发来邮件请他评价出口对巴西环境的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空气质量管理局，也向他咨询问题。他都未予置评。

　　在2014年，本次《自然》论文的研究项目正式启动时，关于2007年的数据是否陈旧，小组内部讨论激烈。谈起这点，林金泰仍然感到为难，不同学科在数据统计、搜集和处理的难易程度都不相同，针对污染物排放的计算，2007年的数据已经是研究开始时能找到的最新数据。

　　最终，几方达成共识。尽管世界进出口、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观念、性质没有变化。

　　历时两年多，研究成果在《自然》发表。得知这一消息，作为论文第一作者的张强向同组成员发送了信息，林金泰则足足高兴了两天。

　　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早晨，他正哼着歌，把这项研究进行期间发表过的学术论文打印出来，钉在门外的黑板上。

　　到底谁该为环境的变好或者变坏负责

　　“到底谁该为环境的变好或者变坏负责。”在林金泰看来，这是研究思考的最终问题。

　　论文发表后，各国媒体都透露出反思的味道。“当加拿大人呼吸着比多数国家都要新鲜的空气时，我们正在向那些监管不严的地区输出污染和死亡。”一篇报道开头写道。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785.9亿美元，中国是美国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和塑料橡胶的首位来源国。

　　作为共同作者，史蒂夫·戴维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美国销售的玩具往往是在中国制造的……我们正在有效地外包生产该产品的污染物。”

　　“说实话，这不仅是中美间、地区间的关系。人与人、人与企业、消费者与企业都是类似的关系。”林金泰说，“每个消费者这种行为都是一样的，但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997年京都会议召开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反对国家间买卖排放权，“全球变暖乃是一种累积性的危害。就整个天空而言，地球上哪些地方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哪些地方多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进而提出，“人们所要反对的是过量排放，一种浪费能源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让林金泰忧心的是，人们虽然关心污染，但轮到自己行动时往往束手束脚。“说起雾霾每个人都很愤怒，可一旦车辆被限行，大家又不干了。”林金泰说。

　　尽管目前发表的论文集中于2007年的数据，现实环境中，新的变化正在出现。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控制排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大型设施如发电厂的排放量大幅下降。

　　林金泰发现，中国的许多产业不仅从东部往中西部转移，也在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诸如东南亚、印度迁徙。“如果能源技术跟不上，经济生产一定会产生污染，产业转移只是改变了排放源区，但并没有改变全球化大气污染的问题。”

　　“常见的污染控制理念也好、控制措施也好，还是以生产端视角为主。我们要把全球化大气污染的内在机制说清楚了，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看待生产与消费的思考方向。”林金泰认为，“这样的认知可能比较新，从学术研究到政府公众的接受，还会有个理解的过程。”

　　论文最后建议：“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通过改善污染控制技术，将极大影响这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卫生保健。国际合作支持这种减排工作，通过国际贸易减少‘排放’，符合全球利益。”

　　自从做了这个研究，林金泰在家会把洗脸水、洗菜水攒到一起冲厕所。出去开会能坐高铁就绝不坐飞机。